第二章的重点放在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上。她经常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明星，因为她最接近纳粹文化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表现最一致的明星人物和声名狼藉的纳粹宣传电影中的女性明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的例子显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模型，她对纳粹电影来说是非典型性的，而且在她自身内部也相互冲突。我对泽德尔鲍姆3部影片的分析作进一步说明，尽管身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导演威特·哈兰（Veit Harlan）努力创造一个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合拍的女性形象，但与泽德尔鲍姆角色相关的情节剧的成分却超过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所涵盖的内容，因此同时又刻画了一个积极的理想人物和一个悲剧性的对立面。

第三章论述的是复合型的明星莉莲·哈维，她在纳粹电影中的演员生涯是建立在她魏玛时期的名声和好莱坞演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哈维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中的喜剧和明星形象与泽德尔鲍姆所建立的意识形态的模式有极大差异，所以她的形象表现出在国际现代性中存在的话语特点。哈维的例子--她作为耀眼的明星形象，在喜剧中的表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了国家社会主义电影在面临将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长期存在的大众口味和国家社会主义反复宣传的女性形象结合起来的各种困难。

最后，在第四章，我论述了莎拉·莱安德，因为她的复杂性及其名气，使她成为最具争议的纳粹文化明星。作为一位快速成名的明星，莱安德被吸纳进了纳粹文化圈，她的目的是代替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所以她的明星现象最清楚地表现了各种分散的、矛盾的因素，因为她是通过建立一个摇摆在声名狼藉的人和圣人之间的形象，来确定她在国家社会主义电影中的主角地位。莱安德的电影总是重复对反面模式的愉快讨论，因此，始终指向观众身份认同的模式及观众身份的问题--通过在战后同性恋区域其大受欢迎表现出来的--这必须被看做国家社会主义目标无节制的表现。

这些女明星形象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言谈形式之上的?她们所推崇的是什么样的气质?在这个时期她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因为她们的明星身份的各种不同因素导致了她们的受欢迎吗?或者纳粹电影只是模仿好莱坞电影的模式，因为这可以通过电影叙事的牵制政策来限定性地简捷表现社会的阴暗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指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传统、现代性、魏玛文化和好莱坞文化，以及纳粹文化。除此之外，叙述这些明星问题的同时也指向了纳粹文化面对的更大的另一个问题，即用对女性认识的哲学观来限制女性角色的表现。最后，我们将考察女性形象的主观性在第三帝国中的历史，这个历史是纳粹电影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致力要根除的对象。因此，第三帝国的女性明星引领我们发现了一个意识形态复杂的政体，它不能够克服现代性的性别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