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重要的是，在本文中不应该把以前传统型的限制女性选择权--在父权制笼罩下的女性榜样与同样是在这个体制下发展出来的现代女性形象混为一谈。在女性问题上，法西斯所运用的修辞策略的变化体现在，它对女性作为母亲身份的强调并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将职业女性从消极的现代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鼓励她们待在家里，因为这样不仅对下一代有益处，而且对她们自身也有好处。此外与对女性身份的当代社会解释形成对比的是，法西斯的标准说明了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限制性定义。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将强调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者的话语与一个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压制性的性别隔离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从一开始，一些投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女性活动家就是在纳粹的笼罩下进行着工作；她们中的一部分并不赞成女性只应被限制在繁殖生育的功能范围内。很明显，尽管在第三帝国内，母亲身份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可以做到的主要职能，但是“女战士”和“同志”的形象同样也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语中流传开来，这些都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取得胜利之前，对女性选民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让步。同样，在纳粹的修辞话语中，这也是对革命问题的一种强调方式。苏菲·罗格－伯尔纳（Sophie Rogge-B?rner）--《德国女战士》（Die Deutsche Kampferin）杂志的出版人--反对潜在的说教，因为它包含了当代其他女性作家的性别理论（诸如格特鲁德·博伊默［Gertrud Baumer］、格特鲁德·鲍姆加德［Gertrud Baumgart］、贝尔塔·布劳恩［Bertha Braun］），在她看来，应该提倡一种非性别的精英主义。她认为“女性的中心定义不是‘母亲身份’而是‘人民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国家中，最优秀的男子和女子都能够获得对于大众的领导权的话，这样就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20世纪30年代时曾经实行的将女性赶出劳动大军以解决失业问题的策略现在已经让位于革命战争时的另一套话语，即重提以“女战士”的概念对女性进行命名，使她们成为国家战线中的合作战友。关于母亲的那些担忧--担心会出现单亲家庭、职业母亲、家庭生育计划，所有这些都被国家宣布为已经被诸如婚姻、家庭建设、不断改进的大众健康等解决了--但事实上，大多数妻子们的丈夫都在前线打仗，她们有的已经是寡妇了，有的在武器工厂劳作，有的无法接受必须的医疗照顾（现在这些医院主要是为纳粹德国国防军中的伤兵服务）。很多工人阶级的女性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进入了劳动大军，这主要是因为纳粹曾经允诺的保证人民家庭的经济稳定状况已经几乎实现不了了。在纳粹国家中为女性提供的职能定位因此变得流动不稳，他们不停地操控女性，使她们接受国家需要她们随时随地接受的职能，这当然超越了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的描述，甚至颠覆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极其适合纳粹伪善的实用主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