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帝国中，对女性职能的分析和考察最初主要集中在纳粹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和由此而导致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订立的一系列策略上，而忽视了在整个文化范围内的矛盾冲突之处。与早先提到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理论分析相关的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他们的争论和分析（此时，女性作为一个类别已经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即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女性所作出的牺牲和女性作为共谋人的双重身份，这些学者的研究角度是纳粹官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定位的问题以及这些话语是如何渗透进女性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得以实现的。相应的，女性在纳粹电影中的呈现方式--如果她们是被认真设计的话--只是当她们在与主流的纳粹模范形象相联系时才被研究，而偏离这些典范形象的电影则几乎没有被关注或者成为了为影迷出版物作申辩的一个存在领域。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总的来说都是将女性作边缘化的处理，并且，由于她们在政治上的不重要地位而忽视她们的存在，但有一些个别的例子，如部分女性参与了纳粹的暴行（如集中营里的女士兵、看守等）得到了煽情作家的注意，他们声称因为她们的非女性的暴力意外地改变了她们，使她们成为了堕落邪恶的人。女性当然也受到了责备，然而按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这类人的解释是，因为她们缺乏对政治的精明头脑而导致了给法西斯投赞成票，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特别容易受到宣传的引导。正如安德里亚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指出的那样，女性与在各种社会理论中诞生的大众文化相认同，因此她们被降格为一种被操纵的力量，这股力量对于男性的、现代左翼力量是一种泛滥的推进力。

在纳粹国家里，对女性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将女性吸引到电影业的主要原因是，对女性形象刻画的既不是被动的家庭奴隶，也不是政治上的帮凶。通过女性的苦痛遭遇所激发的进步力量有什么变化?早期魏玛时期的典范形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持续不断出现的性别关系问题和好莱坞文化以及国际流行样式等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情况?一种与女性日常生活相关的流行文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可以说明纳粹企图重新进行规划，甚至要对她们进行迫害，同时，说明了在法西斯之前的主题内容是如何不断持续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改正是如何成为必要的或者只是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对这些采取容忍态度。

一个例子是：1943年，戈培尔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尽管有纳粹官方的关于美的改革方案，但这些美容院仍然生意火暴），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的劳动，他几乎是愤世嫉俗地向女性保证，就算她们没有精心打扮，也同样能够得到从战场胜利归来的士兵们的喜爱。然而，戈培尔在性方面的影射性的讲话甚至到1943年也没有令女性接受纳粹主义贩卖的审美观点。总的来说，德国的男性和女性，甚至包括纳粹领导人本身，都没有对女性美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据说，爱娃·布劳恩从来不会重复穿一件裙子，而且她在元首面前穿的睡袍都是照着电影明星的服饰做成的。戈培尔对乌发电影公司里的小明星的偏爱，尤其是对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瓦（Lida Baarova）--一个长着一双杏眼的浅黑肤色女人（图1.2）的喜爱，明显说明了他审美的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