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是：自由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声誉机制这只“隐形的眼”共同使市场得以运行。在国有经济中，即使价格被放开，声誉机制也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国有企业主导的的市场必定是无序的。

竞争驱动的私有化

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与大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从来无意放弃社会主义。相反，在中国，国有企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了国有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仅仅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来改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而非要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私有化从未被采纳为官方的改革政策。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常常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派”。

然而，改革的后果大大超出了预想。今天的现实是，尽管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产业（包括石油，电力，电信和金融部门）仍居于支配性地位，政府依然坚持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扮演支配性角色，但非国有部门（包括外国所有、合资、混合所有制及国内私有企业）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许多产业中的主导角色。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出中近五分之四来自国有企业。到1997，国有企业的份额已经萎缩到几乎不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1998：99）。更令人惊讶的是，自90年代初以来，自发的和地方政府发起的国有与集体企业私有化在通过各种冠以改制的官方名义的途径加速进行，这些途径包括公开募股、公开出售、经理／雇员赎买、租赁与合资（Li,Li,andZhang，2000；Garnaut,SongandYao,2004）。到1998年底，超过80%的县及县以下国有和集体企业都经历了改制，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涉及到直接私有化（赵晓，1999）。一项对工业国有企业的全国调查估计，到2001年底，86%已经完成改制，约70%已被部分或全部民营化。苏南是一个很有趣的个案。直至90年代初，与私有企业占主导的浙江模式相比，苏南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新型公有制的经济模式”。然而到2000年底，近百分之百的村属企业，95%的镇企业，90%的县属企业和85%的市属已被民营化（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2001：5）。浙江的私有企业模式最终宣告了对江苏的公有制模式的胜利。

有趣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分权而非发展私有体制，始于搞活国有企业而非将其民营化。什么是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不期而至且加速兴起背后的驱动力量？什么激发了地方政府将其控制下的企业民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