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少民、栗树和和我本人合作的论文中（Li,LiandZhang，2000)，我们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以探讨这些问题的。在我们的文章中，企业所有权以谁持有剩余索取权来定义。民营化是将剩余索取权从政府转移到经理人手中的过程。为便于阐述，我们着重于产品市场中的跨地区竞争如何激发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后者通过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公有经济中官僚与经理人间的互动进行。我们发现，当跨地区竞争足够激烈时，每个地区都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鉴于经理人的努力是无法证实的，地方政府或许不得不将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给予经理人。总的来说，激烈的产品竞争刺激了私有财产体系的兴起。我们接着使用中国400,000多家企业的工业普查数据，将我们的理论付诸严格的经验检验。检验强烈支持我们的假设，即跨地区竞争是中国向民营经济体制转型的驱动力。

尽管我们的文章着重于研究地区间竞争如何引致对现存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我们相信，同一逻辑可以被用以分析跨地区竞争如何引致新私有企业的建立。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式的公开私有化在中国从未被采纳为一项中央政府政策。然而，竞争比意识形态的力量要大得多。不管中央政府是否会绘制完全非国有化的蓝图，我们的理论与现实均表明，民营化过程将继续按其自身的逻辑与力度加速进行。中国经济已经踏上了非国有化的不归路。

中国的经验表明，“看不见的手”不仅在资源配置中强大有力，亦在创造制度中强大有力。一旦分权开始，市场竞争可能引发私有企业制度自我强化式的发展。接着，新建立的和被民营化的企业加剧市场竞争。这即是来自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经验。

从更一般意义上说，我们理论的意义超越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经济。根据近期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国有企业产出在许多国家仍占有巨大份额，不仅包括转型经济，还包括发展中经济和甚至工业化经济（世界银行，1995：31和56）。但是跨越国家与时空来看，国有企业总的来说表现欠佳。在过去20多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发展中经济中，也发生在发达经济中。我们推测：缘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跨国竞争一直是　　也将继续是　　全球性的私有化运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背后最根本性的驱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