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20)

上海的红颜遗事 作者:陈丹燕


仲婉的这个“轻”字,是含含糊糊,换气似地出现在她响亮而清晰的声音里的,这是“轻浮”的意思吧,只是仲婉不愿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学习雷锋的六十年代度过青春的人的概念里,这是很重的责备和很大的轻蔑,也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词。仲婉拿她的眼睛讪讪地望着我,带着重提不快往事的抱歉和为难,她是在实现她对我的诺言,她曾说过她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诺言对仲婉的重量,当姚姚眉毛长长的笑脸在我们的谈话中,像冬天天上的月亮苍白地闪烁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姚姚并不是一个让人提起会感到愉快的女子,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女子。“说什么好呢?”常常认识她的人是这样开始的,“姚姚,”他们不看我,想着,脸上像盖了一层棉被似地迟钝起来。“还是你问吧。”然后,他们就这样决定。如果我没有触及,他们就可以不必惊动那些已经沉入回忆之中与姚姚有关的另外一些不快往事,他们大都不肯轻易砸开那已经在个人记忆中结了薄冰的苦海。只有仲婉和张小小,答应把自己知道的事实都告诉我,她们曾是姚姚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体会到了诺言给人带来的痛苦。仲婉没有说她的想法,但我相信,“姚姚是个比较轻的女孩”,这也是仲婉自己

对姚姚的看法。只是仲婉不忍这样说出来吧。

“姚姚又羞又气,两天不肯来上学,在家里抱着被子哭。后来是老师出面说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比金子还要宝贵之类的话,才平息了。”桂未殊回忆说,那时他已经离开附中的钢琴专业,去学大管,学校要培养他跳级上本科的指挥系,在1963年,他属于专业好、家庭出身也好的幸运少年,他出生在一个有地下党背景的作家家庭里。

可是,真正平息了吗?

姚姚在那些纸上写着:

虽然这样,但实际上很痛苦。认为自己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别人都看不起我。特别在接到报告单上的品德评语时,更增加了这种想法,我觉得无论学习,思想,没有一样是好的,满身都是疮疤,背上了一个自卑的包袱,抬不起头来。我想自己以后要不声不响做老实人,自己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那一年上官云珠在家里打姚姚耳光的原因吗?灯灯在高背沙发后面看到了妈妈盛怒的脸。她是因为别人说姚姚轻浮而愤怒呢,还是因为姚姚爱上了什么人而愤怒,为姚姚的行为失当而愤怒?或者说,是为自己唯一留在身边钟爱的孩子那么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名誉,不懂得这时候已是如履薄冰的人生而愤怒?总之,她一定是为姚姚的不争气而愤怒了,于是她沉下了在电影里总是巧笑倩兮的脸。“妈妈要是一旦拉下脸来,那样子可厉害了。”灯灯说。

要是照弗洛依德的说法,那里应该还有嫉妒,妈妈对青春期女儿的嫉妒,笼罩在母亲对女儿操守的严厉管教中,这使得母女的关系里战云密布。女儿还在劣势中,像姚姚那样,妈妈吃饭的时候,她得在后面打扇,即使是妈妈打了她,她还是继续打扇。但被打热的那半张脸,像有怒火在燃烧一样的烫。“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你。”许多女孩子在这时候会这么想,“我离你远远的,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再也不用你来管。”她们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所以并不反抗。但也不再像小时候被妈妈责打时那样流泪,表现出自己的难过。她们用自己平静的脸,表达对妈妈的轻蔑和抵制。从小家教严厉的女孩子,常常是从一张平静的脸开始青春期的反抗的,好像在说,你打吧打吧,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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