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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21)

上海的红颜遗事 作者:陈丹燕


“姚姚也是垂着她的眼帘吧?”我问。

“是。”灯灯说。

然而含义是不同的了。

后来学校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我注意红了,但又放不好红和专的关系,放松了学习。但不管怎样,我对自己的要求进步了一些。只是由于自卑,还不敢大声说,大胆做。那时我的主课老师对我很关心,她帮我定了个人计划,当时我这样想,让我按照计划暗暗做,哇哇喊反而不好,别人看见既会说不踏实,而且会被人笑话:“你这样差的人也算要求进步。”所以我还是不声不响。这是我小资产阶级自暴自弃的心理的表现,多少还有点“让我做好了,给你们看看”一鸣惊人的想法。但是,我的进步并不大。因为没有集体的力量,我这种个人奋斗的想法最后也是失败了。

主课老师发现我在弹琴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手酸的原因,是方法错了。新的主课老师带我到大学部教研组去找到了问题。老师决定要我回到高二的程度重新开始,大抓基本功,并做很多枯燥的基本练习。我很吃惊,从高二时候开始重来,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开玩笑。于是,我不想学钢琴了,我毛病多,手指软,而且小,耳朵也不好。钢琴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对戏剧发生了兴趣,想要换条路走走。但妈妈和老师都不同意我换课,特别是主课老师,说要是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刻苦学习,还是可以学下去的。由于妈妈与老师的话,再加上自己当时也较要求进步,经过斗争,把个人的东西打消了些,又安下心来学钢琴了。

姚姚这么写道。

“姚姚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钢琴,不想学下去了。”张小小说,“但是她妈妈和学校都不同意。她只好学下去。在我的印象里,姚姚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出人头地的,所以听她这么说,只以为她有什么事不开心,一时说说,不当真的。”

“姚姚的功课是很一般的。”仲婉说。

原来灯灯在上海听到姚姚天天弹的练习曲,是这时学校规定了的返工的功课。“原来我只把不愿意继续学习钢琴,看成是自己怕困难,其实,这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姚姚这样写。原来那时的孩子,要把自己不能喜欢和胜任的事,当成自己的政治问题来检讨的。这样长大的姚姚,还是约伯记忆里一碰就眼泪汪汪的人吗?

“我见到的姐姐,总是兴高采烈的。照相的时候,要是我没有笑,她就用手来胳肢我,一定要让我笑。”灯灯说,“我记得,什么地方有了姐姐,什么地方就有了笑声,大家的兴致就高起来了。她的朋友都喜欢她。我在北京长大,喜欢听单口相声,也能成段成段的背。到上海来,姐姐总是带着我去她的同学家玩,或是参加她们的同学聚会。她最喜欢动员我为大家表演相声,可我是个窝里横,就是不愿意在外面表演。姐姐就拿眼睛瞪我,她要是把脸沉下来,也像妈妈一样厉害。”

“她看上去很快活,很开朗,女生常常在一起疯,里面总有她的声音。可是,其实你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她的心里并不是像她做出来的那么高兴,她装成幸福的样子。”仲婉说,“我们在一起排戏,学校里演话剧,她演一个被敌人追捕的地下交通员,接触的时间多,我就能看出来。有时候她很起劲地说笑话,可是她的笑是装出来的。”仲婉的脸上,从风霜和皱纹里渐渐展开了一个悻悻然的笑容,那是一个自尊而直率的女孩子感到不被朋友信任的面容,她很快地盯了我一眼,那也是一个女孩子委屈而慌乱的眼神,不知道应不应该克制自己的不快,把它藏在心里,装不在乎。她一定是想起了姚姚努力掩饰自己心事给她的失望。这肯定不是仲婉一个人的感觉,在姚姚的品德评语上,我看到过“不够信任同志”的缺点,希望她在下学期改正。

“她想要掩盖什么呢?”我问。

“总是她心里的事情吧。”仲婉说。

这么说,姚姚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子,生活在十全十美的生活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时候开始向往自己将来的生活了,姚姚扮演的那种女孩子,就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向往吧。为了扮好那样一个女孩子,她像仲婉说的那样,苦苦藏着生活的真相,看起来,她并不懂得扮演什么样的人,你以为你是,可真实的却不是,对周围的人来说,这就是不诚恳。在少年人的友谊中,不诚恳的人,就不会有朋友。我想起爽朗的仲婉在见到我时,最初说过的话。我们在她家的沙发上坐下。

“听说你们是好朋友,”我这样开头。

她直着身体说:“我和姚姚算得上很熟,可我也只是知道她的某一部分,我并不了解她。我们算不上是诚挚的好朋友。”

姚姚的朋友,就是因为她怀着这样的苦心而失去了。

她那样要在别人面前十全十美的理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开始反抗妈妈,所以,大概不再是从她妈妈的心愿来的。那是她自己的希望。我想起了曾经读过一首女孩子写的诗,那首诗里说,小河在它的河床里,小鸟在它的鸟巢里,云在蓝色的天空上,花在它的枝头上,小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上帝在他的天堂里,世上的万物都在自己的地方,这就是世界。姚姚这个在动荡飘零里长大的女孩子,想要成为一个令所有人快乐的女孩子,想要有着十全十美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家在阳台上养着鸡。有天晚上,我、姐姐和妈妈散步回来,发现我家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蛋,上面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1,那是那只鸡下的第一只蛋。我们大家都高兴,只有姐姐亮开她抒情女高音的嗓子大声喊:‘我们家的鸡下蛋喽。’她就是这样的让人快活。”灯灯说。

“那是个很好的回忆吧。”我说。我也是成长在一个快乐不多的家庭里,回忆里点点滴滴愉快的情形,像在棉布白衬衫上的番茄渍一样牢牢地锈死在那里,只要回头一看,就是触目惊心。

不久,姚姚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她没有考上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她的家庭背景不是工农兵出身,保送的名额不会给她。学校希望姚姚到新疆的军垦农场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可姚姚没有去。过了几个月,上官云珠带姚姚到五官科医院,请医生检查声带。然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教授收姚姚为声乐系学生,主修抒情女高音。这样,她和仲婉成了同系的同学。

那是1963年,姚姚离开家,住进音乐学院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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