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抢先入关成功，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入关以后应该怎么做？这才是考验刘邦政治智慧、政治水平和政治气度的关键时期。

第一，放弃复仇。

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咸阳的刘邦面临着一系列的历史问题亟待解决。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时，咸阳城中一片混乱。刘邦手下的将领争着跑到藏有金银珍宝的官府，一块儿瓜分。萧何直奔秦丞相府、御史府，把府中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后来，刘邦和项羽争天下，刘邦对天下的关塞、户口、强弱等情况知道得那么清楚，全靠萧何抢到了秦帝国的图书资料。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棘手的就是对投降的子婴怎么办？秦帝国的覆灭是天怨人怒的集中爆发，说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子婴很不幸地成了替罪羊。秦国统一天下的十五年间，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刘邦的手下基本上是楚地的百姓，几乎人人深受其害，将领们纷纷要求让子婴血债血偿。面对众人异常强烈的复仇情绪，刘邦表现得很淡定，他劝阻大家说，当初怀王派我西入秦关，看中的就是我待人宽容。再说子婴已经投降，现在杀了他就多了血光之灾，不吉利。最终，刘邦决定把子婴交给相关部门拘押看管。

如何处置子婴这件事情其实很具有挑战性，刘邦以“宽人律己”为由，说服众人，保住了子婴一条命。这样做的社会效益远大于逞一时之快的即时效应，从而也彰显了刘邦比较成熟的政治智慧。

插句后话，这秦王子婴最终是为项羽所杀。后来项羽领兵屠城咸阳，杀了子婴，烧了秦宫，彻底灭绝了秦国复辟的那点微小可能性。痛快是痛快了，仇也报了，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些不够人道的做法都成了刘邦未来指责项羽的罪状。

回顾西入秦关的每一场战争，刘邦在军事上的确没有太多过人之处。偷袭陈留计出郦食其，智取南阳归功于张良和陈恢，破峣关皆因张良出谋、郦食其游说……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刘邦这般善于借力，知人善用的了。

与军事上的略显凡庸相比，刘邦在政治是比较成熟的。他不杀降，放弃复仇的事情并没有谋士的掺和，而是他自主自愿自己决定的，这些一般人很难做得到。

第二，还军灞上。

搞定秦王子婴的事情之后，刘邦终于有机会参观一下咸阳秦宫。时年五十一岁的刘邦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金碧辉煌的宫殿。无数奇珍异宝，数以万计的绝色美女，名贵的良驹猎犬，令他眼花缭乱心驰神往。刘邦一时难以抑制激动之情，决定当晚在秦宫下榻。

樊哙见状，立即急了眼，他极力劝说刘邦出宫，可笨嘴笨舌的樊哙如何能劝得动刘邦呢！好歹还是张良出面，接着樊哙的意思讲了三点：第一，沛公您是怎样进入秦宫的呢？是因为秦王无道，沛公今天才能够出现在这里的；第二，为天下清除暴君的人该怎么做呢？应该以俭朴为准则才对，如果刚刚进入都城就尽想着寻欢作乐，这不是助桀为虐嘛；第三，应该怎样对待忠言呢？“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希望沛公您能虚心听取樊哙的劝告。

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之本性，刘邦禁不住诱惑也是很正常的。无奈张良的三点陈述个个击中要害，这是在告诫刘邦，如果他再像当初的秦王一样贪图物欲，只会重蹈秦国的覆辙。刘邦是虚怀若谷之人，听到这样的言辞后冷静了不少，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毅然决定离开秦宫，还军灞上。

第三，争取民心。

秦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尽失。刘邦入关后，努力争取民心成为他必须做的功课。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一月，刘邦将关中各路豪杰召集到一起，宣布说，关中父老长期饱受秦朝苛法之害，以至于“诽谤者”灭族，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就得处死。我曾经和诸侯们约定：第一个入关者便是关中王。所以现在，我作为关中王跟大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害他人及偷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相应的处罚；其他秦律全部废除！各级政府官吏应当恪尽职守，让百姓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我来咸阳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不是来害大家的，大家不要怕。我驻军灞上是等待天下诸侯到了后再定大计。

“约法三章”给刘邦增加了不少印象分，他深知打铁还须趁热，于是派人与秦国官吏去到地方各县各乡发布安民告示。百姓们看了告示就像吃了定心丸，自然都很高兴，争相拿来酒肉慰问刘邦的军队。面对人们的热情，刘邦委婉地表示了拒绝，并对众人说，我们的军粮足够多，不能给大家再添麻烦。刘邦的这番话说不清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不过效果很明显，直接导致其人气爆棚，关中百姓都“惟恐刘邦不当秦王”。

争取民心的工程暂告一个段落，“约法三章”是此工程的核心措施，也是刘邦最值得称道的举措。他抓住了秦国失掉民心最重要的原因：暴政和苛法。在这样的双重枷锁下，百姓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忍字头上一把刀，忍无可忍之时便是动刀反抗之际，大泽乡起义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那么，刘邦的“约法三章”，其价值又该如何评定呢？

第一，化繁为简。秦国的法律不但严苛而且繁复，诸如“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这样的条文让人的神经随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脑袋。而刘邦的“约法三章”实际操作性其实很差，杀人的情况千奇百怪，伤人的情况纷纭万象，其间是非曲直又该如何界定，仅用“杀”和“抵罪”来描述实在不明不白。可正因为这样的“不明不白”一下子让关中百姓从长期受压的精神困境中解脱了出来。给予期盼已久的一点自由，足以让关中百姓感激涕零。

第二，双向制约。和秦律不同，“约法三章”既对平民百姓有约束力，也对入关的义军有约束力。改朝换代的动荡时刻，最容易出现社会秩序紊乱的状况。刘邦严格要求义军遵纪守法，以求尽量确保关中地区的社会秩序正常，同时也向百姓们展示出值得信赖的新军形象。

第三，废止连坐。秦律中的连坐，令人闻风丧胆。“约法三章”废除了连坐，改用“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形式，只惩戒罪者，不涉及其家人，这样的设定无疑更加人性化，更深得人心。

“约法三章”是迎合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如此这般，很快便为刘邦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拥戴。刘邦对于扮演仁义之师的角色似乎颇有天赋，不但赚得满堂彩，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战胜项羽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