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丁的日记1916年10月23日

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我在甲板底下本该是"禁酒"的休息室里，里面有好大一群人，全都醉醺醺的。

我也醉了，但没有像他们那样明显。

乐队正在演奏纽芬兰的乐曲，无论在船上的哪个角落都能听见。

他们演奏的歌曲大部分我都熟悉，都是关于渔民的、猎豹人的、伐木工的，但关于这些人的生活，我知之甚少，如同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一样。

没有为我这样的人写的歌曲，这好像很可惜。

你也许会觉得我不像个社会主义者，但为了消磨时间，我构思了很多歌唱白领的民歌题目，如：《记者快步舞曲》、《律师挽歌》、《名为乔的建筑师之歌》、《来自勒库港的特许会计师》、《银行家之歌》、《房地产商里尔舞曲》、《跳吧，全体公务员》。

我记得帕特里克伯父坐在椅子上，头往后仰起，因为喝了酒而满脸通红。

在大家的邀请下，他唱起了《瑞安与皮特曼》　。

他闭着眼睛，仿佛他能闻到腥咸的海浪，仿佛他正沉浸在往日航海的快乐中，尽管事实上他最害怕水，在乡下的水塘边，谁也没法把他哄到划艇上去。

《瑞安与皮特曼》是用的《再见吧，西班牙女郎》　的调子唱的，在合唱的部分，大家齐声唱道："我们叫，我们喊，这就是真正的纽芬兰，/我们叫，我们喊，船上船下齐声喊。

"我记得在我们家的相片簿上有一张照片。

1898年，在一次离开圣约翰斯横跨海湾的途中，遇上了中浪，船上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包括我父母，他们是去波士顿参加我母亲的一位亲戚的葬礼。

那一天，甲板上，船舱里，纽芬兰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呕吐。

乘务员戴着面罩走来走去，把小小的纸质面罩分发给其他人，这东西是用来不让更多的人因为看见别人呕吐而晕船。

我父亲虽然一阵阵地呕吐不止，但他觉得这情景回想起来一定很好笑，于是让船上的摄影师给他们照了张相：我的双亲并排坐着，头戴面罩，眼睛流露出呕吐的痛苦，凄惨地注视着照相机。

在照片的背后，父亲写道："1898年夏。

'罗伯特·邦德'号上的苦难之旅"。

1898年夏。

那个时候我母亲大概已经怀上我了，不过如果怀上了也看不出来。

那要看这张照片是夏天的什么时候拍的。

虽然她戴着那小面罩，但你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在微笑。

在晕船的时候，也许是在怀孕恶心的时候微笑。

当我告诉父亲我要去那儿时，他什么话也没说。

他知道我去那儿并不是为了我母亲。

但他不知道我去那儿是为了你。

他会想念我，但他没说。

如今我走了，这房子就只有他一个人了。

我对他说该把它卖了，可他摇摇头，笑着说："再见！"他说："我的DD，再见！"那是他对我的昵称，意思是："我亲爱的女儿。

"只要我第一眼看见的陆地不是纽芬兰，我就会突然感到一阵孤独。

在那刚刚进入视野的整块大陆上，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即使箱子里装有圣约翰斯的十几个人写的推荐信，也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

这是陌生人的大陆。

过了很久很久，我们好像依然没有接近陆地，我有种感觉，好像只要走到船尾，纽芬兰仍旧看得见。

在北悉尼靠岸后，我走下船，努力装作不是初来乍到、刚踏上陌生土地的样子，装作不要看上去太像真实的我。

我有意装出一副行若无事的神态走着路，仿佛这样的登陆已经是好多次了。

在我周围，旅客们都有亲朋好友迎接。

我站在码头，一直等到船到时那阵喧嚣和嘈杂消失。

此时正是早上6点，离去哈立法克斯的火车发车还有3小时，太阳还没升起。

我身处一个以前从未来过的地方，举目无亲。

我放下提箱，双手掬成杯形放在嘴上，扯开嗓子喊道："喂。

"在大路上，有个人以为我一定是疯了，也回叫了一声"喂-"，像是模仿的回音。

火车开始穿越布雷顿角时，我注意到哪怕是细微末节的景象看上去都有差别。

当然，我料到会有差别，但从没想到居然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从没想到这里的景象每一个细节都与家乡的不一样。

在电影中，照片上，我见过其他地方，但都不一样。

我不知疲倦地想把这一切收入眼底，留意每一处细小的差别和与原来的模样所不同的地方。

家乡以及家乡的一切都是理想的、典型的，这个概念正在被推翻，仿佛在我的词汇中，所有单词的定义立刻得到了扩展。

布雷顿角很像纽芬兰，但一切又好像有些差异。

光线、颜色、外表、空间-像电线杆、栅栏柱、信箱这类东西，你以为这些东西在哪儿都是一样的，但在这儿却比家乡要大，或小，或宽那么一点点。

我能辨别出它们之间细小的差别，这使我意识到以前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局限，自己见过的世面是多么狭小。

由于暂时缺少勇气，我在哈立法克斯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哈立法克斯先驱报》找了份工作，但这里跟在《每晚快报》一样没多大提高，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进步，而且哈立法克斯比圣约翰斯也大不了多少，因此，我觉得在这儿学不到多少今后有助于我去波士顿或纽约工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