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菲尔丁写信，但她没回。

烦乱之中我开始抽烟，比以前抽得更加厉害，甚至还冒着在哈立法克斯被逮着的危险多喝酒，每次偷偷摸摸溜回房间时夹克衫的口袋里都塞着一两瓶啤酒。

几个月之后，我离开了哈立法克斯，搭火车去了雅茅斯，然后登上通宵渡船去波士顿，再一次在夜间乘船横跨那片把陆地分成两边的海域。

与哈立法克斯一样，波士顿也令人失望，我在那儿呆了两个月，为《旅行先驱报》工作，住在离斯科雷广场不远的阿尔斯顿街上的一座寄宿舍，里面除了我的那张地图，几乎一无所有。

之后，我定下决心，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去纽约的准备。

火车沿着哈得逊河往南行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原来读过的许多书籍中描写的环境中旅行。

我好像不是在往一座城市去，而是去到另一个世界，我读过的书在那儿出版，我读过的文章在那儿写就。

我父亲的一个亲戚曾经从纽约写信给他："亲爱的查利，我公寓楼里住着的人也比我家乡的人多！"句末那个充满乐观的惊叹号表明，纽约的景象叹为观止。

在往南穿过波士顿周边各州的旅途中，那些挥之不去的疑问又在我头脑里泛起。

我生平第一次跨越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之间的州界，在这条人为的地界两侧，景色别无二致，我相信在加拿大的新布伦兹维克省和美国的缅因州之间的国界两侧，景色也是一样的。

也许，我们这些纽芬兰人被自己的地理位置欺骗了，以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也许我们以为，不实现一国之梦，我们就辜负了这片土地，这广袤之地。

它是那么的独立，与大陆分开，像是祖先身后留下的岛国。

也许，激励我们的不是爱国主义精神，而是一种充满负疚的责任感。

可是，这些想法一冒出来，我就因此而感到自责，赶紧把这些想法赶出头脑，告诉自己我只是在寻找离家的借口，对于后者，我也同样感到自责。

我记得，傍晚的阳光照在哈得逊河东边的河堤上，火车的速度超过了水流和水上的行船。

据推算，我们现在超越的水流到明天一大早的什么时候，在我们抵达纽约几个小时之后，也会流到那儿，在黑暗中被曼哈顿岛一分为二。

我们坐着火车朝纽约城驶去，越来越快，与我们并行不悖的似乎还有一条时间流，正在用远古的行动方式以更迟缓的速度朝前行进，不过，按照空间的概念，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

我得承认，在中央火车站，我的第一冲动是趁自己还有钱买票的时候赶紧搭下一列火车回波士顿。

我至今弄不明白，火车站为什么非得像现在这样，是巨大的拱形圆顶的建筑呢？如果它的目的是对付初来乍到的外来者，让他终身不忘，那我确实受到了感染。

这地方像座世俗的大教堂，可奇怪的是，抬头仰望那座黄铜色的苍穹，上面却看不见与这么气派的地方相匹配的宗教绘画。

人们几乎是在朝四面八方奔跑，在车站里发出低沉的共鸣，尽管车站里挤满了人，但整个建筑仿佛是空的，因为在人群的头顶上被拱形圆顶围起来的空间真是宽阔极了。

这些人果断地迈开大步，灵巧地躲闪着一个接一个的行人，在我看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初来乍到，像我初到北悉尼的渡口一样，每个人都努力装出一副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到纽约正好碰到的是交通高峰时间，平时这地方并非总是这样拥挤。

夜晚刚刚降临，在车站的周围，在台阶上，在地上，流浪的人们便开始铺床睡觉了，想在半夜12点警察清理这地方之前睡上几个小时。

其中一些人看上去非常机灵，我觉得不止一个人拿眼睛盯过我和我那口有滑轮的轮船衣箱。

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是多么没有搞头，我怀疑这地方虽然挤满了扒手小偷，但他们寻找的是更大的猎物，而非我。

我穿的是自己唯一的一件西服，是我能买到的最小号的成人服装，一件用深褐色哈利斯呢做的穿破了的衣服，里面套着一件诺福克短外套　，裤子很大，裤腿堆在双脚下面，皱成一团。

我保存了一张那个时候的照片，当时我的一只脚踏在一口有我一半高的板条箱上，一只胳膊放在膝盖上，这是我能摆出的唯一姿势，只有此时我的衣服才能绷紧，看起来较为合身。

可是不幸的是，这个姿势也突出了我那对细长、瘦弱的胳膊和腿。

我的手里拿着一根像是什么卷筒的东西（是不是一筒卷起的报纸？），眼睛坚定地盯着相机，非常自信地想展示一个良好、感人的形象，一个体重95磅，年龄21岁，不可等闲视之的年轻人的形象。

我赶紧穿过车站，走到外面。

在那儿我看见了轿车、的士、路面电车、公共汽车、卖报的小贩、穿流的行人，街对面一家旅馆的门卫正朝着谁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

我真的不相信在我来到这儿之前，这些东西早已在这儿了。

如果问起，我当然会说它们早就存在了，但对此我真的不相信。

我叫了辆的士。

我留给的士司机的印象一定和留给车站小偷们的印象一样，因为他说要先看到我的钱，而且当我告诉他自己要去的地方时，他要求我先预付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