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西15街的一幢很大的公寓楼，是家乡的一位朋友介绍的。

住在里面的人都叫它纽芬兰旅馆，因为很多纽芬兰人住这儿，同时也因为它远远比不上家乡圣约翰斯的那家华丽的同名旅馆。

纽芬兰旅馆是一幢红砖砌成的建筑，包括邻接的两幢7层楼的楼房。

我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除了我付得起房租之外，这里还很方便，因为这儿离第5大街只隔一个街区，步行5分钟就能走到联合广场，那是纽约社会主义者演讲的地方，尤金·德布兹　和索尔斯坦·维布伦　等"社会主义事业"的伟人们曾在那儿演讲过，而且我在想，将来有一天人们也会因为斯莫尔伍德在这儿演讲过而缅怀这个地方。

这家旅馆坐落在狭窄、肮脏、迷宫般的街道当中，街两旁都是仓库和破败的办公楼，因此几乎终日不见阳光。

这个街区的一边是格林威治村，另一边与上第5大街富人区毗邻。

不久，我便养成了周日下午在这儿带着鄙夷的神情散步的习惯。

可我就是鼓不起勇气去《召唤》报社。

我梦想自己是第二个约翰·里德，写了第二本《震撼世界的十日》，可一想到要去他曾经为之工作过的报社谋职，我就畏缩不前。

我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只是在海外转了个圈又荒唐地返回纽芬兰，相比之下，我父亲那次众人皆知的短暂逗留倒好像是个巨大的成功。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感到焦虑、压抑。

这家旅馆像是某种成直角设计的户内社区，仿佛是哪个外港的全体人口被重新安置在了纽约，如今住进了这么一幢建筑。

每层楼面就像是个街区，每层楼面上的每条走廊就像是条街道。

走廊上，楼梯上，门厅里，总有人三五成群地闲逛。

从早上8点到半夜，大多数人都敞开自己的房门，表示他们愿意接待访客。

即使他们自己出去当访客时，也让房门开着，仿佛他们的脑子从来就没想过有什么东西会丢。

"嘿，你在这儿！"我经常听见我的邻居叫道，他拜访别人回来时发现自己房间里有人，那人趁他不在时，在他的房间里随吃随拿。

在人们相互拜访的时候，我始终关着门，大家好像认为我这样做冒怨了他们。

因为没有钱，我很少贸然上街。

晚上我都自己看书，但即便邻居们知道这原因，他们也不认为这不足以解释我的不善交际。

有时候，在经过我住的地方时，他们轻轻叩击我的房门，作为抗议。

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知道以前的那个名叫克拉尔的房客不再住这儿了，晚上他们随时都会跑来找他，敲我的门，喊他的名字。

"出来，克拉尔。

"一个男子叫道，"开门，你这个狗日的傻瓜，快开门！"当我告诉他，说他找错了房间，他哈哈大笑，好像唆使人干这事是克拉尔最爱耍的鬼把戏。

有一次，来纽约后第四周的一个夜晚，我回家时，发现自己被一帮男女挤在电梯里，他们正要上楼去参加一个聚会，手里小心翼翼地高举点着的香烟和满杯的禁酒，举过头顶，因此他们没法用双手保持身体的平衡。

那个破电梯每次停止或启动时，他们都要在电梯里东倒西歪。

"亲爱的，对不起。

"一个姑娘抱歉地说，她把我挤得紧贴电梯的墙壁，杯子里的东西溅了一部分在我的大衣前襟上。

把禁止喝的酒溅在电梯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身上，这姑娘既感到真诚的懊悔，又有些暗自得意，她不停地道歉，告诉我说要是她的双手不像现在这样举在空中，她会为我把衣服擦干净的。

"没什么。

"我说。

有些人手上全是东西，因此只好用嘴叼着香烟，一路斜仰着头，尽可能朝上吐着烟，眼睛眯缝着。

每次，电梯停下，门一开，露出另外一帮狂欢者，大家大声地打着招呼。

"到了，回头见。

几楼啦？四楼啦？我觉得四楼的人是不会熬到8点以后的。

"疯狂之中，他们涌出电梯，朝主办聚会那层楼的房客们发出一阵吆喝声，像是一群侵略军或一哄而起的乱民，响应他们的是走廊那头声音更响的狂笑。

我差点被他们裹挟了出去。

接着，门又关上了，我被留在了烟雾腾腾的电梯里，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直到听见背后有个声音。

"你这一生可曾见过这么多渴望回家，想念老妈，眷念心上人，还没长大的纽芬兰愣头青吗？""菲尔丁！"我叫道。

我转过身，看见她站在那儿，两只眼睛眯缝着，明显是喝醉了，一支香烟高高地叼在一个嘴角处，好像是在用颧骨抽烟，她懒散地靠着墙，两只手拄着拐杖，像往常一样，那拐杖立在她面前，只是角度倾斜得有点险。

"斯莫尔伍德！"她学着我的口气喊道。

看见她我高兴极了，我伸开双臂抱住她，把她的香烟折成了两截，点着的那一截掉在了地上，火花在我俩之间散落，不过她好像没有在意。

等我松开手，她依然那样站着，仿佛没了那根拐杖的帮助，她不敢相信自己能依旧直立。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