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美元依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只要看一看它如何维持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就大致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在美国外围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性的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这些输出的美元又往往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国内。另一类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OPEC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这些金融资产，向外围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国际投资。在这一构架下，国际货币体系明显表现出三大特征：一是美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外债不断积累；二是东亚地区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三是欧洲国家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储备资产基本不变。

在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第一，由于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逆差输出了大量的美元，同时向自身注入大量的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这既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能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第二，由于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而它们持有美元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这有利于美国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为自己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了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在2001年～2003年的三年时间里，来自亚洲的资本流入占到美国外资净流入的40%，在2004年这一比率接近5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迄今为止之所以还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的重新注入。

在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第二类外围国家的往来中，美国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来说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美国企业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没有继续融资需要的话）。

在这一体系下，美国享受了更多的收益（例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例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使得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并且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地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在享受美元霸权带来收益的同时，却经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30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有效地转嫁自身的各种风险，及时享受能够享受的各种便利条件，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决定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美元的霸权地位难以动摇。

近年来，美元霸权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进一步明确：

其一，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0%；在国际贸易中，有2/3是用美元结算的；在外汇市场上，以美元交易为主；国际证券发行总额接近50%是用美元；国际贷款总额中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钞的66%都是在国外流通的，大约3/4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

其二，当发生美国自身利益受损的危机时，美国总会利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打压其他国家的币值以维持本国利益。比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在这些货币升值背后，就是美元的大幅贬值。其结果是，大量的美元储备购买力下降，美元储备国至少要承担这部分损失，当然还有其他诸如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相对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优势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