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一个突出的传统，这就是认为国富的根本在于民富。早在2600多年前，中国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管子（？—前645）就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过系统的思考，明确把“富民”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37］

如何使人民富裕起来呢？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在他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当然，这里所说的“足”，具有相对意义，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农业还极不发达，许多土地还处于荒芜状态，有待开垦。正常年份，农业地区的一个劳动力只能养活3～5人。因此，要增加粮?，解决温饱问题，就需要采用重视农业、鼓励农民多生产的政策。不过，人们不久就发现，尽管农业产量也有了增加，人均产粮足以解决每个人的温饱问题，但却仍然有许多人在青黄不接时靠借债度日，承受高利贷的盘剥，还有一些人过起讨饭的生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当时的市场情况是这样的，当收获季节到来时，市面粮食增加，粮食就会降价，农民为了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就要出售更多的粮食给粮食贩子，剩下的余粮一般只能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如果在这期间家里有了病人或者其他灾难，就要出售更多的余粮以渡难关，从而导致储粮短缺，不得?在第二年青黄不接时购买粮食贩子出售的高价粮食。而每年，刚刚收获的粮食被粮食贩子囤积起来，等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再高价卖出，从中牟利。由于农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所需要的粮食，便不得不靠借高利贷解决燃眉之急。年复一年，如此反复，农民始终处于低价售粮，高价购粮，用低价出售粮食的钱，偿还高价购买粮食的钱，同时再支付过高的利息，从而难以有效积累财富。因此，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对粮食贩子的投机行为进行控制。如何进行有效控制呢？单纯地采取取缔的政策，还是通过市场的手段，让它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呢?管子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有效地实现了改变价格，调节利润，控制粮食贩子的目的，这种手段在以后的社会中被反复应用，后来发展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最有力的工具，这就是“吞吐”政策。

“吞吐”政策主要是通过吞吐粮食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从而达到有效抑制粮食贩子的投机活动，进而实现富民的目的。也就是在粮食收获季节来到，市面粮食增加，粮食价格下降时，国家以高于粮食贩子的收购价收购粮食。当青黄不接，市面粮食减少，粮食价格上涨时，国家以低于粮食贩子的出售价格出售粮食。对于没钱购买粮食的农民，国家以低于高利贷利?的贷款借给他们，等他们次年出售粮食时再还给国家或者国家借给他们粮食，等到收获季节时，再按借粮食时的粮价换算应归还国家的粮食总量。对于那些实在没有生活能力、生活来源或者需要几年才能逐渐还清个人债务的贫民，国家就给予粮食和生产资料，帮他们渡过难关，这种“吞吐”政策后来发展成为现在的福利政策。当然，这种接济不是无偿的，所有的借款、借粮在渡过难关后还是要偿还的。这种政策的分配原则是：“无积者不食”［38］。就是说，没有收获，就不该得到相应的分配。中国古代对灾民实行赈济，就是让灾民修建水利工程等项目，以此换取?品，而不是简单地把粮食分散出去。因为简单地分散出去，会使那些懒惰者有机可乘，变相地剥夺了那些勤劳者的收获。这在中国是一个重要传统。唐代刘晏就是这一主张的重要支持者。当然，福利政策也不是完全无偿的，而是一种代际方面的制度安排。

在具体执行“吞吐”政策的过程中，国家首先派人到各地了解种植面积和大致的收成，然后计算出总产量，减去农民应该保留的部分，就是国家应该收购的部分。应该收购与实际收购的差额，就是粮食贩子的储存量。这样就可以根据国家收购量、出售量以及农民的自存量，来确定粮食贩子的储存余额，从而?定使粮食贩子无重利可图的收购价或者出售价。当然，每年的收购价或者出售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当年的产量、国家需要、粮食贩子的财力、储藏能力和购买动向来确定当年的价格。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这一吞吐手段逐渐被应用于财政金融方面，比如通过发行国债回笼资金，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增加流通资金，或者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调节货币走向，从而实现稳定物价，使民富裕的目的。

由于国民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留在民间的多，国家拥有的就会减少；留在民间的少，国家拥有的就会增加。如果国家不富裕，就不可?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国家建设，维护农民利益，实现富民的目标。因此，国家在制定富民政策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国富的问题，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既保证农民有足够的存粮，又想办法把多余的粮食大部分集中在国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