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大约应该从亚当·斯密谈起。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当时机器大工业刚刚兴起，工场手工业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农业产值虽然仍在上升，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工业产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已往“吞吐”粮食的调节手段已经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工业产业，需要其他更为先进的调节手段。首先，农业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工业产品的必需度要弱得多。一个人不能没有粮食吃，却可以没有汽车开。其次，国家可以对粮食简单地实行吞吐政策，以调节市场，调节分配，而不可以对钢铁、石油、汽车、飞机等产业实行吞吐政策，因为不仅没有足够力量调查人们对于这些工业产品的需要程度，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左右人们是否购买这些产品，进而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吞吐，当然更没有吞吐的必要。因此，不去干预便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选择，这就是自由经济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这样，在农业社会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市场的力量，便开始在工业社会初期对于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起着主导性的支配作用。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市场一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工业产业的大地上任意驰骋，即便是出现了1825年、1836年、1847年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仍然是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自然。市场一统天下的合理性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才开始受到致命的怀疑。人们已经不愿意眼看着这只“野马”任意践踏自己的庄稼，希望通过政府的努力，至少在庄稼的四周加上护栏。在其后的岁月里，有的国家试图继续使用农业社会惯用的吞吐方法，甚至同时也使用了已往常用的价格杠杆，以有效地控制市场野马，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20世纪之初，只有前苏联一个国家在进行这样的试验，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前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朝鲜、阿尔巴尼亚等许多国家也加入了试验的行列，到了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参与试验的国家都宣布了众所周知的试验结果，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不言而喻，我们社会的分配政策已经不能像农业社会那样仅仅通过政府的努力就可以达到富民的目的，我们的富民计划仍然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可以认为，自从进入工业社会，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已经演变为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尽管市场从工业社会发展之初就已经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但是，人们调控市场经济的努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努力也从来没有懈怠过，亚当·斯密就是工业社会早期系统地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常常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学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仅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按照一般的看法，则是以1935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标志的。在此之前，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还根本不存在。这样，讨论宏观经济学则应该首先从凯恩斯谈起，而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则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

在许多人看来，亚当·斯密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但我们把亚当·斯密作为代表人物，当然不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真地分析了引起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并解释了利已主义和竞争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不仅如此，亚当·斯密在充分肯定市场的力量，热情歌颂市场创造的奇迹的同时，也看到了政府的力量，看到了政府在守护市场健康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这是需要政府来构建的。政府要在制止市场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方面，在提供公共消费品方面，在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

后来的事情表明，政府还需要应付经济危机。1825年，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后大约每隔10年左右爆发一次。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连续爆发了震撼欧洲的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工人运动不仅提出了独立的政治要求，而且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等政治主张。许多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马克思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