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座落于十九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一栋十二层大楼的八楼上。底楼有两间店面，一家卖照相机及暗房用品，另一家卖文具。根据大楼的指示牌上写着一家广告商品专卖店，以及一家环保杂志社。沃德尔与扬特楼下是一家男子减价服饰商店，廉价出售因关门或破产而倾销的商品。

这栋建筑十分陈旧，沃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也很久没装修过了。褐红色地毯已经磨损，家具是擦痕累累的六十英寸木板桌，以及与之相配的椅子和桃花心木玻璃门的书架。头顶上的照明设备不过是一个个光秃秃的电灯泡，外面一围绿色的金属灯罩。乍看之下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布景，只有新科技提供了唯一与这种氛围不合的新兴气象。在一些老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电脑与按键式电话，一台传真机与复印机。还有一架老式的打字机。当我跟着埃莉诺?Yount经过像迷宫般一格格的小办公间走向她的办公室时，我还可以听到那个老打字机咔啦咔啦的打字声。

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相貌端好的女人，现在身体已经有点发福了。铁灰色头发，一双机警的蓝色眼睛。她深蓝西装外套的领子上别了一只玛瑙浮雕胸针，左手戴婚戒的手指上有只镶钻的金指环。我早上十点打电话去要求见面的时候，她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去见她。我慢慢的走到那里，中途还停不来喝了一杯咖啡，现在是十一点了，她坐在她的办公桌边，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

她说：“说来很可笑，我们通完电话之后，我开始想我们这样会面是否恰当。我需要一点参考意见，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我应该去问格伦。”她温和的笑一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打电话给我自己的律师，把情形解释给他听。他指出既然我没有什么事要隐瞒或发表，我不需要担心做出轻率的行动。”她从桌面拿起一枝笔。“所以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斯卡德先生。我们谈谈没问题，但我怕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格伦·霍尔茨曼替你工作多久了？”

“三年多。我先生去逝后不久我就雇了他。霍华德是四月过世的，格伦在六月第一个星期开始上班。我在芝加哥书展跟他约谈，而那个书展每年都在五月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举行。”她一转手上的铅笔。“我先生原来是公司的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有律师执照，所以当然由他料理公司的契约。”

“Yount先生过世后――”

“沃德尔先生，”她说,“在家我们是沃德尔先生和太太，在这里我们是沃德尔先生及Yount女士。当然在女士变为通称之前，多年以来，我是Yount小姐。霍华德很不喜欢‘小姐’这个词，不过我得加一句，倒不是他有大男子主义，而是‘小姐’这个字并不是任何一个字的缩写，在他看来简直没有一点章法。”她的视线穿过我的左肩，停在某一处，回忆过往的岁月。“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她说，“我们只有现在一半大的地方，跟一个叫Morrie?凯尔顿的男人分租这间办公室。他是一个经纪人，专门经营伴舞乐队，脱衣舞娘之类，还有后来一些最不成功的歌舞团，在这里，看到纽约市里最奇怪的人走进门来是很平常的事。你看过《百老汇丹尼玫瑰》吗？我们一看立刻想到Morrie。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猜他早已过世，不然他现在应该快九十了。”

远方传来打字机的声音。“Morrie?凯尔顿，”她说，“是一个缺乏涵养的粗人，但他不是没有可爱之处。你戴看书的眼镜吗，斯卡德先生？”

“你的意思是？”

“你到了需要戴的年纪。你看书的时候戴眼镜吗？”

“没有，”我说，“我说不定可以戴了，只要灯光不太暗的话，不戴也可以将就。”

“那么我猜你不会是我们的顾客。既然你不需要看书的眼镜，你大概不会去买大字体版本的书。”

“还没有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