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吉于是继续说：“至于这头牛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还是春天，照理说天气还不应该太热，但我却见这牛热得吐舌喘气。如果是因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当然也不奇怪，但如果是并没有走多远的路，而是因为天太热的缘故导致牛吐舌喘气，那就说明今年的天气不正常，农事会受到影响。这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了，正是做丞相的人应该关心的。所以就要停下车来了解情况。”

那位官员这才明白过来，心想：“人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丙丞相可真是知大节识大体啊！”

秉要执本与事必躬亲相对，是统治的权谋，破局的艺术。《吕氏春秋》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当染》篇说：“古代那些会做国君的人，致力于选拔任用人才，而不去做应该臣下做的事，这是抓住了根本。那些不会做国君的人，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结果越是治理不好国家，这是因为他没有抓住根本。”

抓住根本就是秉要执本。做国君如此，做其他官员也是如此。简单说就是会当官的将将，不会当官的将兵。将将就是秉要执本，将兵就是事必躬亲。

很多人都想不通这一点。就连杰出如诸葛亮，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人们的赞颂，但实际上也存在着事必躬亲的毛病。

诸葛亮如同一个短跑运动员，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结果在中途就透支了体力。所以，在与司马懿的长期对垒中，诸葛亮赢得了开场的喝彩，但却输在了后半程的较量中。

透支是诸葛亮的特点。他透支个人形象，导致自己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他透支人力资源，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他透支攻伐之机会，渐渐把自己送到被动的地步。诸葛亮透支了一切他可以支配的东西，结果都没能战胜司马懿。最后，他不得不透支自己的生命，悲壮地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

在《襄阳记》中，记载有主簿杨?劝谏诸葛亮的一段话：“我常见丞相亲自校对簿书，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治理军国，自有体统，上下不可相互混淆。譬如治家之道，必然是仆人耕田，婢女做饭，这样大家都有事情做，也都能够有所收获，一家之主则从容自在，高枕无忧。如果主人亲自劳动，必然形神疲困，终会一事无成。难道主人的智力不如仆人、婢女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样做的话便失去了主人应有的身份。所以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为了说服诸葛亮，杨?拿西汉两个丞相丙吉和陈平做例子。他说：“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

杨?的话让诸葛亮很感动，他因此把杨?提升为东曹属，主管选举。杨?死后，诸葛亮竟然垂泣了三天。

当然这并不证明诸葛亮就此改变了以往举轻若重、事必躬亲、思虑过度的毛病。他为杨?杨?垂泣三天，恰恰还是说明了他的举轻若重和思虑过度。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他的对手司马懿就曾不以为然地说：“食少事烦，岂能长久？”主簿杨?也曾直言相劝，认为“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等为例加以论证。当然，诸葛亮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他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诸葛亮就是这样，努力想要做到事事都事必躬亲，结果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完成一统全国的大业，反而让司马氏夺得了天下。

同局之中，事情得分巨细，分关键与非关键。而对于一个人来说，精力往往是有限的。如果让那些琐事占用了你的精力，浪费了你的时间，反而使得你的效率上不去。事必躬亲，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却不一定是很好的方法。而学会“秉要执本抓关键”，或许才是真正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