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

“加州，”我说，并很奇怪话题的改变，“出生在印度。”

“嗯，所以你不懂西班牙语。”

“实际上，我懂。”

“看!我说过这黑鬼是个墨西哥人。”一个帮派成员说，并且突然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一瓶啤酒。“我们本应该揍他一顿，哥们!把他送回他的人那儿去。你知道他们今晚上要来，你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我们需要准备……”

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然后转向我。“你不是芝加哥人，”他说，“你真的不应该走进这些计划区，你会受到伤害的。”

开始问我问题。他问我，我还准备带着我的问卷去哪些其他的黑人街区，为什么研究者要使用像我用的那种多选调查，为什么他们不是跟人们谈话，当一个教授能赚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通过研究年轻黑人，我想要得到什么。我简要列举了几个社会学家提出的有关城市贫困的迫切问题。

“我曾上过一些社会学课程，”他说，“在大专里。我恨那些狗屁。”

我绝没料到，这个人居然会说出“大专”这个词，但是他的确说了。我不想用光自己的运气，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倾听，并且希望会有机会询问他的背景。

这时，每个人似乎都醉醺醺的，而且更为吓人的是，他们都对即将与墨西哥人的帮派战争十分兴奋。一些年长的人开始讨论部署细节――把帮众安排到何处来战斗，哪些空闲的公寓可以用作?望点，等等。

打消了他们认为当晚将会有事发生的信心。他再次命令两个年轻人和我待在一起。然后就离开了。我又回到了我的座位，时不时地灌上一口啤酒。看起来我要和他们一起过夜了，所以我试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当他们说我可以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感激不已――最后却发现，那里不过是几层楼上的另外一个楼梯间而已。考虑到水，或许还有尿，正不断滴到我们的楼梯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个低层的楼梯间。

这些年轻人整夜都待在楼梯间，喝酒抽烟。有些人偶尔晃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车停到楼下。有个家伙把一个空的啤酒瓶从六楼扔到地面。玻璃的破碎声回响在楼梯间，吓了我一跳，但是其他人连头也没有缩一下。

不断有新人进来，不断带来更多的啤酒。他们含混地讨论帮派的事情，以及不同帮派所拥有的不同武器。我尽可能专心地听，但是不再提问。有人偶尔会再问我的背景。他们最终似乎都确信，我实际上不是墨西哥帮派的成员，尽管还是有人继续关心我“说墨西哥话”。有些人坐在混凝土地面上，头靠着墙，不留神间打起了瞌睡。

我几乎整晚都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努力避开突出来的金属残片。我也想睡觉，但是我太紧张了。

最终，回来了。早晨的阳光已经打进了楼梯间。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对我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走路的时候，加倍小心。”然后，在我开始收拾我的包和记事板的时候，他跟我谈起更为恰当的研究人的方法。他说，“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你应该和他们在一起混，了解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做。没有人会回答这种问题的，你要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生活的。”

居然是这么有思想的人，我大为吃惊。似乎他要帮助我成功，或者至少觉得自己要对我的安全负责。我站起来，走向楼梯。一个年长的人站了出来，伸出了他的手。我感到惊讶。在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他冲我点点头。我向后看了一眼，发现每个人，包括，都在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