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会在靠近罗伯特 泰勒的时候感到紧张，尤其是在没有在那里见我的时候。但是到目前为止，驻守在前沿的帮派成员都认识我了。所以他们不会搜查我――他们经常这么对待陌生人，甚至是救护车司机或者维修工――而会让我去梅女士在十楼的公寓。她给我一盘吃的，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

我意识到，梅女士不得不在我等待的时候招待我。我还认为，她无法真正养活另外一张嘴。我试图为我的食物给她一点钱。“年轻人，不要再这么做了，”她叱责着把钱推还给我，“让我来跟你讲一下我们。我们可能贫穷，但是如果你来到这里，不要可怜我们，不要宽恕我们，还有，不要用比对待你自己更低的标准来对待我们。”

年近六十的梅女士体格魁伟，除非去教堂，不然她总是会系着围裙，她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忙着家务。今天的围裙是绚丽的黄色和粉色，上面印着“梅女士”以及“上帝保佑”。她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表情热烈而又动人。“你知道，我是背着衣服来到这里的，”她说，“阿肯色州。妈妈说那里不再有我的生活。她说，‘去找你在芝加哥的姑妈吧，找个男人，找份工作，不要回来。’而我就再没回去。我在芝加哥生了六个孩子，从没回头。”

她说话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努力跟上她所讲的故事，也努力吃着她不断堆到我盘子上的食物。

“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你明白吗 不是计划区――我恨那个词。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我们不时需要帮助，但是谁不需要 每一个在这栋楼里的人都尽量帮忙。我们分享食物，就像我对你做的一样。我儿子说你正在写他的生平――那你可能想要写一下这个社区，以及我们如何互助。而当我去你家的时候，你也要跟我共享。要是我饿了，你就要为我做饭。但是当你在这里，你就是在我的家和我的社区，我们就会照顾你。”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她的热情和她对社区的看法当然挑战了我对于罗伯特 泰勒的理解。梅女士跟我说话，就好像是在教导一个儿童生活，而不是给那些科学问题一个学术性的回答。事实上，我与这个家庭共度的时光越来越不像是在做研究。人们对我一无所知，却仍然把我带进他们的世界，毫无保留地与我交谈，并且给我他们原本可能是留给自己孩子的食物。

在芝大，没有人教我怎么去感受与我的研究对象之间如此强烈的情感关联。在我所读到的民族志研究中，也没有提供太多的有关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建立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的指导。这些著作会讨论询问一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或者是在访谈中做出回应的方法，但是很少讨论过如何与人打交道。后来我遇到了人类学家让 科马罗夫（Jean Comaroff），他教给了我亲自与资料来源接触的好处与危险――但是那还是数年之后的事。

而且我也对梅女士所描述的“社区”极为陌生。在我所成长的郊区，我想我叫不出几个邻居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从不互相借东西，也不会计划共同的活动。我突然想像着梅女士在某天前来我的公寓拜访，并且吃着清煮的意大利面和蒸蔬菜，这是我可以为她烹饪的惟一的拿手菜。

我们一直在聊。我得知梅女士是南部一户小佃农的女儿，曾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保姆和家政服务，并且在她的丈夫，也即的父亲死于心脏病之后，被迫搬进了公共住宅区。的父亲曾是一个安静的、好脾气的男人，供职于市里的交通部。她说，搬进罗伯特 泰勒是她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所做的最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