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遇到贝利女士。有时候她会陪着巡视大楼；有时候我会见她陪着一位警官或者住宅局官员。她总是会说“你好”，并且彬彬有礼地把我介绍给任何和她在一起的人。但我不是很清楚她是做什么的，以及怎么工作的。尽管她出现在我于男孩&女孩俱乐部目睹过的秘密谈判之中，但是她并没有过多地卷入其中。所以我很好奇，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她。

我尤其想要知道为什么居民们在谈论到她的时候，会混杂着尊敬和恐惧，很像是他们在说到的时候。“哦，你可别把贝利女士惹恼了。”他们会说。或者是：“没错，贝利女士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但是你要保证身上带有五块钱。”即便是也同意，我应该和贝利女士相处一下。他含糊其辞地暗示道，我应该对她小心点。

我要观察贝利女士的动机部分来自于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们。让 科马罗夫，一位成就卓著的民族志教授，说我跟男人们在一起待得太久了。既然这个社区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带孩子的女性，她建议说，我就应该试着去进一步了解妇女们是如何维持家计，如何从住宅局获取服务，以及在得不到服务的情况下，是如何帮助家庭度日的。威尔森告诉我，研究贫困的学者都甚少了解妇女在社区事务中的角色，而且他也鼓励我不仅要跟像梅女士这样的家庭领袖打交道，也要跟贝利女士这样的租户领袖打交道。威尔森和科马罗夫都告诫我，对待贝利女士要像对待其他强权人物那样听从警告，绝不要把别人的告诫当作场面话。

贝利女士中等身材，粗壮结实。由于关节炎的关系，她行动缓慢。但她总是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就像华盛顿当年穿越特拉华激流时一样。她在右臂上刺了一个纹身：MO?JO，这是她的一个早夭的儿子的昵称，贝利女士告诉我。她的手指短粗，在摇着我的手的时候，我感觉到这是我所接受的最强有力的握手。

她的头衔是地区顾问委员会（LAC）的大楼主席。这是一个选出来的职位，每个月有几百块的兼职工资。大楼主席的正式职责包括游说住宅局提供更好的楼房维护，为租户的活动争取基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工作。选举每四年一次，而且在职者很少会下台。有一些LAC的主席比其他人的权力要大得多，而且据我所知，贝利女士处于这一权力层级的高端。事实上，她在若干年以前就曾为LAC的创立而奋斗过，而且现在也还保持着她的战斗精神。我曾经听过贝利女士让医疗诊所为她大楼里的儿童做免费体检的故事，还有让当地的商店捐赠食品的故事。

一天，在去拜访她那窄小破败的办公室时，我亲眼目睹了这一战斗精神。我想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直在她的大楼里厮混，还想解释一下我的研究。我先讲了流行的有关城市贫困的学界看法，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事实。

“你要计划在你的研究里跟白人对话吗 ”她挥舞着手臂打断了我，仿佛已经听过上百遍我的演讲。

我困惑了。“这是关于罗伯特 泰勒之家的研究，而且我认为我将要对话的人，绝大多数会是黑人，除非有我没注意到的白人住在这里。”

“要是我每天只给你吃一片面包，并且问你为什么你会饥饿，你会怎么说 ”

我更困惑了，猜了一下。“因为你没有给我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