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很好!”

我松了口气，希望不要再有测试了，但是贝利女士还在继续。“假设我拿走了你家里的钥匙，你只好睡在外边，”她说，“一个城里人过来，把你当作是‘无家可归者’。你会怎么说 ”

“嗯，”这一题似乎更难了，“我会说你错了。我有地方待，所以……不!我不是无家可归者!”我觉得这一题我正中要害。

但是她似乎被我的答案触怒了。“哇，你曾在任何事情上自立过吗 ”她说。

我不够聪明，但至少还能明白她这不是在要我回答。

“要是我拿走了你家里的钥匙，”她大声喊道，“那会让你怎样 ”她从办公桌上靠过来，我可以感到她喷到我脸上的气息。

“好吧，我猜你抢劫了我。所以我不是个无家可归者，我是个受害人。”

“好，我们有点进展了。现在，假设我告诉警察不要去你的街区，而只来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写道，你住在一个罪恶肆虐的街区，写下你住的地方比我这里有更多的犯罪。你会说什么 ”

“好吧，我猜我会说那并不公平，因为你有所有的警察，所以――”

“教授先生，我们现在大有进展了!”贝利女士举起双手，嘲讽地庆祝着，“好，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你想要理解为什么黑人们住在这个计划区，我们为什么贫困，为什么我们有如此多的犯罪行为，为什么我们不能养家糊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你要研究白人吗 ”

“是的。”我说。我终于明白，她是也想让我关注罗伯特 泰勒之外的人，那些决定租户们日常生活的人。

“但是不要把我们写成罪犯，”她说，“对于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我们负责任。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

我们随后的见面大多雷同。我会走进去，讨论某个主题――比如说，计划区高中孩子们百分之六十的退学率。“现在的研究表明，如果孩子们可以读完高中，他们脱离贫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像讲课一样地说，“所以早期教育――把他们留在校内――就是关键。还有……”

贝利女士打断了我。“要是你的全家都在挨饿，而我告诉你我要给你赚钱的机会，你会怎么做 ”

“去赚钱。我必须要帮助我的家庭。”

“但是学校怎么办 ”她说道。

“我猜那就要等一下了。”

“等到什么时候 ”

“等到我的家庭有足够吃的东西。”

“但是你应该待在学校里，对吧 ”她说着，声音里出现了挖苦的味道，“那能帮助你脱离贫困呢。”她暂停了一下，然后就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丝毫不掩饰她那傲慢的腔调。“所以……你说你想和我聊聊高中的退学 ”

虽然花了点时间，但我最终还是意识到，要在贝利女士那里建立哪怕是一丁点的权威都绝无可能。我有一点点自认是专业研究者，但只有一点点。一旦我意识到我无法应付贝利女士那苏格拉底式的打压，我就决定放弃，而只让她来教我。

我通常在她为租户们预留的访问时间里去她的办公室；不然的话就很难找到她。要是有租户来了，贝利女士就会请我出去。所以我们之间最长的对话，也很少超过十五分钟。贝利女士对我仍然彬彬有礼，似乎颇为警惕。她从来不谈及某位租户的具体细节，而是会泛泛地说起“住在这里的家庭”。

这样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告诉，我对和贝利女士之间的交往灰心丧气。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