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彻底离开罗伯特 泰勒，我当时想不出任何一种平息事态的办法。但是我就快要结束我的田野工作了，而且我不想提前退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跟克莱瑞莎和奥特里谈了几次，以获取建议。他们都表示，那些对我愤怒的租户们最终都不再那么愤怒，但是他们不能期望比那更多的东西。当我问奥特里我是否还能再回来搜集资料时，他只是耸耸肩，走开了。

我最终回到大楼来面对租户们。没有人完全拒绝跟我说话，但是我当然也无法得到对待英雄的欢迎了。人人都知道我有的支持，所以没有人会以一种带有敌意的方式来直面我。当我去停车场拜访“一百块”的时候，他只是冲我点点头，然后继续他的工作，跟顾客聊天，跟着收音机唱歌。我路过的时候，楼里的人好像都在奇怪地看着我，但是我疑惑自己是否多疑了。或许我的地位改变的最佳证明，是我不再做任何日常的事情――听笑话，分享一瓶啤酒，借给某人一块钱。

在我彻底搞砸与那些非法商贩之间的关系以后不久，在一个湿热的夏日，我参加了贝利女士那尽职的助手卡崔娜的葬礼。在印刷的告示上，她的全名被写成了卡崔娜 乌吉妮亚 华盛顿。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她的真名。

卡崔娜有次告诉过我，她的父亲曾经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对她有过性虐待，所以她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最后住在了罗伯特 泰勒，她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她改了自己的名字，好让她父亲找不到她，并且登记参加了在都萨堡高中的一个大众教育普及（GED）的项目。她做了几个兼职工作，来帮助支付房租和日用。她还在攒钱去上社区大学；她正努力重新开始。我从来也没有找出她的真名。

还是个孩子时，她就想要学习数学。但是她告诉我，她父亲说高等教育对于年轻的黑人妇女是不合适的，相反，他只建议她结婚生子。

卡崔娜热爱知识，并且会参与到有关任何事情的讨论中。我很喜欢和她谈论科学，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以及芝加哥的政治。她总是一副用功好学的表情，认真而又专注。作为贝利女士的助手，她每周只能拿到几块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接受芝加哥政治学徒的身份。“有一天，我会做些重要的事情，”她喜欢以最严肃的语气告诉我，“就像贝利女士，我要让黑人变得不同，尤其是黑人妇女。”

到这时为止，卡崔娜已经在罗伯特 泰勒住了几年了。但是在7月4日国庆节，她决定去探望她在芝加哥南部郊区的兄弟姐妹。芝加哥南部郊区住着越来越多的已经走出贫民窟的非裔美国家庭。据我所知，她父亲听说她去探访，就找到了她。随后是一场小冲突。卡崔娜撞见了保护她的哥哥和她愤怒的父亲。一支枪走火了，子弹打中了卡崔娜，立刻杀死了她。罗伯特 泰勒没有人知道是她哥哥还是她父亲被逮捕了。

葬礼在罗伯特 泰勒一座大型的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的里屋举行。空气很沉闷，太阳光线从布满灰尘的窗户射进来。大约有五十个人参加，绝大多数都来自贝利女士的大楼。卡崔娜家庭的几个成员也在，但他们是偷偷来的，因为他们不想让卡崔娜的父亲知道葬礼的事情。贝利女士站在房间的入口，迎接哀悼者。她看起来好像在主持一次租户会议：站得笔直，发号施令，拒绝哭泣，而且还在安慰那些哭泣的人。她的神态好像是那种定期参加此类葬礼，每周都会哀悼某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