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微笑着握手，向彼此致意。我告诉他，他看起来有点发福。他同意了，他说他忙于工作和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需求，而无暇锻炼。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小片纸张，递给了我。在上面是那潦草的笔迹，写着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在那些名字中有科特斯，我们以前曾谈论过的在纽瓦克的帮派老大。

“你应该打电话给这些人，”说，“我告诉了科特斯，你想要了解那里是如何运作的，他会照顾你的。但是比利 乔（Billy Jo），他是真正了解纽约情况的人。这儿，把这个给他。”

经常谈起他在纽约那些负责毒品交易的朋友们。但是随着联邦起诉，罗伯特 泰勒的拆迁和我自己的事业变动，我已经将他们忘记得差不多了。另外，考虑到我和的最终结局――现在很明显，我不会去写他的生平了――他会找法子让我跟他在东部的关系接触，这让我感到意外。

他拿出了另外一张纸。这张纸被紧紧地折了四下，折痕有点磨损，似乎他在口袋里已经放了有一阵子了。在打开它的时候，他的手冻得发抖。他把那张纸给了我，然后双手靠在嘴边，吹着热气取暖。

“来，黑鬼，读一下，”他说，“快一点，天太冷了!”

我开始阅读。这是给比利 乔的：比利，素德要到你这里来。照顾一下这黑鬼……我的眼睛向下浏览，并在页面中部看到了一个句子：他是跟着我的。

我咧嘴大笑起来。到他的车里拿出两瓶啤酒。

“我不确定是否准备好进行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了。”我说。

“哦，是吗 ”他说着，递给我一瓶啤酒，“那你还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修不了，你这辈子连一天的活儿也没干。你惟一知晓的事情就是跟着像我们这样的黑鬼混。”

听到他如此简洁地――而且在绝大部分上，精准地――总结我的能力，我差点被啤酒呛到。

又靠回他的车，抬头看着我们前面的高楼。“你觉得黑鬼们会在外面生存 ”他问，“你觉得他们离开这里以后会没事 ”

“不确定。或许吧。我是说，什么都在变。你只是要做好准备，我猜。”

“你饿不饿 ”他问。

“快饿死了。”

“去79街吧。那里有一家新的黑人食品店。”

“听上去不错，”我说，快速喝光了我的啤酒，“你来开车怎样 ”

“哦，好吧，”他说，跳进了他的车，“我还有个问题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我有一堆家伙们，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他开始告诉他近来所遇到的管理上的麻烦。他在负责一个位于玫瑰地（Roseland）的帮派。玫瑰地街区有很多迁居过去的罗伯特 泰勒家庭。他说话的时候，我开始迷失在他的声音里。他那沉稳坚定的独白让我安心，尽管有几次我能感觉出一点变化，尽管事事都已经改变。他播放着说唱音乐，打开了另一瓶啤酒，继续高谈阔论。汽车尖叫着冲出停车场，向几个在寒风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挥手，然后我们快速驶上了联邦街。

在几年之内，厌倦了帮派的生活。他管理过他堂兄的干洗店，又开了一家烧烤店，后来倒闭了。他一家攒下了足够的存款，包括地产和现金，这足以弥补他的低收入。有时候，他会为黑暗之王的高层做顾问工作。他们试图要重振在全市范围内对毒品经济的控制，但是这一努力从未获得成效，而且随着毒品市场的严重削弱，芝加哥的帮派世界也继续四分五裂，只在部分街区还留有一点帮派活动。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地见一下。尽管我们从未明确讨论过，但我并不觉得他在嫉妒我作为一名学者的成功，他也似乎并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哥们，只要我有酒吧可去，还能呼吸，”他告诉我说，“那每一天都还不错。”很难称我们为朋友，而我有时会疑惑我们曾经是否做过朋友。

但他明显是我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一路走来，我已经变成一名流氓社会学家，打破传统，无视规则。这其中，我所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即我可以从一个与我的学术世界距离万里之遥的人那里，学到如此之多，获得如此之多的教训，以及得到如此之多的经验。当我走在距离芝加哥已十分遥远的街道上，在巴黎混乱的郊区或者是纽约黑人区的某处，与人们厮混或者聆听人们的故事时，我仍然能够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