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钱很快花光了，一些租户们开始指责她。尽管住宅局应该要提供迁居服务，但是贝利女士为了赚钱而当了临时代理人，所以她现在也是招致指责的人。人们普遍指责她将帮派的钱收归己有，而非将其用于租户。

我从未见过贝利女士哭泣，直到她告诉我这些指责的那一刻。“我几乎一辈子都住在这里，素德。”她伤心地说。

在春季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往日的热闹早已不见。以前，往往我们坐下谈话还不到十分钟，贝利女士就会被一个有需求的租户所打断；现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个房间里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之前一直都被指责与帮派过往甚密，”我说，“为什么现在这会让你烦心呢 ”

“在外面他们什么人都没有，”她说，“在外面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依靠自己，但是……”她努力又努力着，但还是无法说完她的话。

我想要说点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他们会……他们会没事的，”我语无伦次地说，“该死，他们都经历过计划区。”

“但是你看，素德，我知道那个，你也知道，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忘记。就像我跟你说过很多次的：让你害怕的不是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当他们去一家新商店，或者他们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站在巴士站里，那是让他们害怕的事情。我想要帮助他们觉得没问题，而就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无法帮助他们。”

“你仍然可以做事情……”我开始说。但是我停下了。她脸上的痛苦很明显，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安慰她。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我们喝完了各自的咖啡。

我又见过贝利女士几次，但是她从未再出现过那种情形。由于健康的原因，她搬到了她侄子的家，位于西英格伍德中部的一个贫困黑人社区，距离这个计划区有两英里。我去那里拜访过她。她告诉我她有好几种病，但是很难一一分辨出来。“我不再去看医生了，”她说，“又一次检查，又一次买药，又一样付钱的东西。为了什么 住在这里 ”

她侄子的房子周围绵延数英里都是黑人区，她就站在那儿向我挥手道别。那里有太少来自她那栋旧高楼之家的人。那些人，曾一度给她的生活以意义。

芝加哥的冬天来得迅速而猛烈。严寒来袭，让你的战栗出乎意料的久。来自湖面的第一阵冷风感觉就像是仇敌。

那是1998年11月的一个周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在的大楼外等待。罗伯特 泰勒大约有六栋楼已经被拆毁，他这栋楼的拆迁也会在一年之内开始。附近的生意也已经开始停顿，整片地区开始感觉像一座鬼城。我也变了。扎染衬衫和马尾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衣着颇像一名明显的常春藤联盟的年轻教授的身份，当然还有一个皮包。

我靠在我的车上，在等待的时候跺着脚取暖。我正要回到车里打开空调的时候，看到了他的美宜堡从联邦街上冲了过来。

前一晚打电话给我要求一次会见。以他那种有特性的模棱两可的方式，他不会透露半点细节，但是他听起来很兴奋。他的确告诉我联邦的起诉大概已经结束了，而他不会被逮捕。我想要知道他逃脱过拘捕的方式和原因，但是我没有胆量问他。他总是在他与执法部门的关系上讳莫如深。他还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我现在在纽约做何种研究的。我提到了一些可能的想法，但是它们还都很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