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帮派里还有很多年纪大的成员，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不愿意接受迁转，因为那一般都意味着职位和由此而来的收入的降低。这些人里有一部分开始完全离开摆脱的控制，试图在这座城市其他的帮派那里获得一个位置――偶尔令很不开心的是，去一个敌对的帮派那里。

一些的人跑去了爱荷华，试图在那里自立门户。我从未追踪过这些到另外一个州的发展的旅行，但是返回芝加哥的那些黑暗之王都在说团队的失败，这说明这一计划的进展并非顺利。

试图稳住大局，但是他所面临的新经济情况都与他为敌。他变得孤单，觉得好像被自己的黑暗之王家庭所抛弃。他那偏执狂的感觉变得更为严重。每一次我见到他，他都会马上开始推测资格更老的黑暗之王背叛者正在向竞争对手透露帮派的秘密：黑暗之王在哪里藏匿枪支和毒品，哪一个条子接受贿赂，哪一家当地的商户愿意洗钱。

另外还有拘捕，已经在摧毁其他帮派的联邦起诉现在也开始打击黑暗之王。两名的年轻成员，巴里和奥特斯近来被逮捕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够逍遥多久。一天夜里，在从一次郊区帮派会议回家的路上，他喃喃地说监狱可能实际上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因为任何逃脱逮捕太久的人都会被怀疑是内奸，并会在街头遇到真正的危险。

在这次会谈之后不久，我听说“排骨佬”被捕了。他最后被查实贩毒并被判入狱十多年。他迅即被转往一座州外监狱服刑，这让人怀疑他供认了同伙以求减刑。我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人和渠道，但不幸都无法见到“排骨佬”。我最终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而且他死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他从未与警方合作，从未出卖过其他帮众。

我一度曾以为和我可以保持亲密关系，即便是我们的世界不再有交集。“别担心，”我告诉他，“我始终都会回来的。”但是我在哈佛的研究会里待得越久，我回芝加哥的时间间隔就越长；而我回芝加哥的时间间隔越长，和我就发现要展开我们的谈话就越尴尬。他似乎变得怀念我们最初在一起的时光，甚至有点粘人。我意识到他变得依赖于我的出现；他喜欢关注和认同。

与此同时，我变得躲闪和逃避――主要是出于内疚。在哈佛的几个月之内，通过讲述街头帮派的内在运行，我开始为自己在学术界获得名声。尽管希望能够为全国范围内有关贫困的讨论作出贡献，但我也没有蠢到相信我的研究可以特别惠及，或者是那些我从中学到了太多东西的租户家庭。

随着拆迁变为现实，以及帮派的继续四分五裂，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支离破碎。当我告诉他我已经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在结束我的哈佛奖学金之后，我就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教社会学的时候，他问我在芝加哥教书有什么问题。“高中怎么样 ”他说，“那些人也需要教育，不是吗 ”

帮派的倒掉也影响到了贝利女士。在帮派无法赚钱的时候，贝利女士也没有了那么多的收入。而随着拆迁临近，她需要钱来帮助那些她想帮助的租户。她支付日常看护，以便单身母亲可以去看新公寓。她租车带租户们去寻找房子。她帮助其他人解决他们大额的电费账单，以便他们可以在进入私人市场之后获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