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他们开始同居，1978年2月生下了姐姐莉莎，那时我母亲23岁。

莉莎还是婴儿时，父母便开始干起了一桩利润更大的贩卖止痛药的勾当。为了使止痛药处方合法化，他们装成医生办公室的医护人员。父亲曾经说过，这种止痛药足以杀死一匹马，一般是为收容所里的癌症患者准备的，一小粒就值15美元。靠这种假处方骗来的止痛药，父母每个月仅从老主顾那里就能赚数千美元。

为了逃避警察，父亲处心积虑。利用电话簿和地图，父亲仔细地寻找纽约市所有地区的药店，每个星期他都会光顾这些药店。在这勾当里，最危险的是走进药店根据假处方获取药物。但如果药剂师要通过打电话向医生证实处方是否真实，这桩生意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拦截药剂师的核实电话。那时电信公司不会核查医生的证书，所以父亲频繁地更换姓名和电话号码，甚至有时他还从他原来的教授（纽曼博士、科恩博士和格拉瑟博士）那里获取灵感，想出更好的办法。药剂师每次都会打电话亲自核实处方的真实性，但每次核实都会有医生和秘书亲自接电话证实。当然医生和秘书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合伙作案，工作起来很卖力，整天都在干活，几乎租遍了纽约市的廉价旅馆。那时，他们太忙，不得不叫朋友来照顾才几个月大的莉莎。

在他的团伙的帮助下，父亲伪造处方，再用这些处方换取巨额利润。父亲说，他的计划很周密，如果不是母亲出错，他的计划绝不会失败。

尽管父亲承认至少一半错误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他还是坚持说：“要是你妈妈小心些就好了。”

没有办法证明，到底是母亲的毒瘾让她忽略了明显的错误，还是她不耐烦的典型性格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父亲曾经认真地提醒过母亲药剂师好像已经有所察觉了，叫她一定要提防：“你看，如果你提前一整天将处方交给药剂师，当你到达药店时，药剂师却通知你再等20分钟，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药剂师已经报警，警察正在路上了，如果是这样，你必须跑得越快越好。”

母亲的性格很坚毅，对她想要的东西总是坚持不懈。在她被捕后，她肯定会这样解释：“莉丝，当时药剂师很有可能就给我药了，我想赌一把。”

众目睽睽之下，她戴着手铐钻进了一辆警车，旁边的警察一脸的得意。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已经怀上了我。

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搜集了各种证据，有文件资料，还有我父母进入各大药店的录像。如果这些证据还不够，下面的这些证据就更有说服力了：联邦调查局的人抓住父亲时，在他的住所里发现了大量的可卡因和止痛药，还有许多的奢侈品—一衣柜的貂皮大衣，数双高档皮鞋，数件皮衣，数件黄金首饰，数千美元的现金及一条缅甸巨蟒皮……

父亲被认定为多起欺诈案件的主犯。为了引人注目，控告方推出了满满三大购物车的假处方，这些假处方都是经我父亲之手开出的。

审判官问道：“芬纳蒂先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父亲回答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无话可说，你看着办吧。”

因为这事，父母几乎失去了对莉莎的监护权。但是在母亲被逮捕后到最终审判之前，她被严格要求参加父母改造计划。法院开庭的那天，母亲又挺着个大肚子，这使她获得了宽大处理，最终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