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每个月的一号，我们都会按时领取救济金，这也是我们家每个月唯一的希望。邮递员的到来总会引起多米诺效应，大家都望眼欲穿。我的工作，就是在卧室窗边探着头，守候邮递员的到来，以便第一时间通知父母。

“莉丝，你要是看到了邮递员，赶紧告诉我。”

如果母亲提前几分钟知道邮递员的到来，她会在第一时间从抽屉里拿出她的福利卡，跑到邮筒前守候着，然后第一时间将救济金支票从邮筒里取出，来到支票兑换点换取现金。我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每个月一号的早晨，我都会用手扒着窗户，伸长了脖子，注意观察邮递员到来的每一个信号。每当我看见身穿蓝色制服的人在街上出现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向父母汇报。我会注意他们作出的反应。这项任务让我感觉到了我在家里的重要性。

“该死，真该死，这家伙速度真慢！”

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兜着圈子走来走去，极力平复他焦急的情绪。

“好啦，珍妮，再不要买可卡因了，我们还要交电费，还要为孩子买半磅大红肠，我还要钱文身。”

有时我也可以稍等候片刻再宣布以示我的重要性。但每次当我看到邮递员时，我都忍不住大声地喊了出来：“快看，他来啦，我看见他啦，快看！”然后我们全家人一窝蜂一样冲了出去。

在支票兑现点的玻璃窗后面，有着大家各自期待的东西。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挤到自动售货机前挑选着各自喜欢的礼物：小玩具、卡通书、粉红或红色的装饰品等，每个25美分。在支票兑现点的附近，还有为那些想碰碰运气或嗜赌如命的男男女女准备的彩票销售点。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有等支票兑现才能实现这些小小的愿望。

女人们带着孩子排着长长的队，皱着眉头紧紧地掌控着每个月为数不多的救济金。男人们（如果来了的话）都站在一边，靠在冰冷的金属墙板上，他们要么和女人一起来等着救济金兑现，要么比女人早些来巴望着从她们手里分些救济金。女人们则尽自留住大头。我和莉莎都已经习惯了他们面红耳赤地争吵。

莉莎在25美分的自动售货机前徘徊，一直盯着她喜爱的贴纸。而我和父母在一起—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我则尽力地讨好他们。和母亲一起排队的时间最为欢乐，排队时母亲时不时地靠着我，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前面还有8个人，现在只有7个了，别着急，妈妈，工作人员的速度很快。”

我时刻为母亲报告排队进展，母亲的微笑让我开心极了。在这一刻，我知道，母亲不会离开我们，她不会离开我们去干那些非法的勾当—这一刻她只会和我们在一起。

曾经，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洛斯天堂剧院看打折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路上父亲向我们解释说：这个地方原本非常富裕，聚集了很多富人。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空荡无人，四处堆满了垃圾，蟑螂四处乱跑。

母亲时不时地出去吸“烟”，我知道不是她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而是无法控制自己。电影放映完，母亲独自离开了我们。

我们回到家，发现房间的录音机里传出来悲伤嘶哑的歌声，母亲吸着烟，站在镜子前，仔细研究着自己纤细赤裸的身体。

“你们去哪儿啦？怎么没跟我一起回来？”母亲问道，我就纳闷了，是她自己先离开的。估计她那时已经神志不清了，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我知道，只有在排队等候兑现支票时母亲才不会离开我。不管她多么烦躁不安，没有钱她是不会离开我的。所以我抓住这个机会，牵着她的手，问她童年的一些事情。

“莉丝，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我是个坏孩子，我偷别人的东西，还经常逃课。我们前面还有几个人排队呢，小南瓜？”

每次我问她问题时，她总是把话题转到排队上，督促我盯着。让她回答我的问题需要一些技巧，我不仅需要问她问题，还要让她知道，我一直在关注我前面排队的人数。我一直不断地安慰她:“就快到我们了。”其实，我内心希望和母亲一直在那排队，时间越长越好。有时我还问我小时候的情形。

“我真的忘记了，莉丝，你是个好孩子，你不哭也不闹，你最多发出‘嗯、嗯’这样的声音，这样很好。莉莎就不一样了，她喜欢哭闹，还撕坏我的杂志。我还一直担心你智力有问题，可是医生说没事。你一直是个好孩子。对了，小南瓜，前面还有几个人？”母亲再次转移话题。

尽管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回答，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问,

“我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妈妈’，你当时把你的奶瓶递给我，说‘妈妈’，就像你在告诉我把奶灌满一样。你这个小白痴！”

“我那时多大了呢？”

“10个月。”

“我们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多久了？”

“几年了。”

“多少年？”

“莉丝，很多年了，快轮到我啦!”母亲再次打断我的问题。

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客厅是给我和莉莎的，客厅旁边的厨房是父母的。与其他大部分时间不一样，每个月的第一天我们的食物都会很丰盛。我和莉莎在黑白电视机前享受着我们的大餐，父母则在厨房享受着他们共同的欢乐。

最后，我们4人将会享受那天中最美好时光—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那台破旧的黑白电视。

外面，孩子们围着冰激凌车，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