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九点，我才回到旅馆。我和凯南?库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的笔记本里写满他朋友、合伙人和亲属的名字。我到车库里去检查过那辆丰田汽车，找到播放机里那盘贝多芬音乐磁带。除此之外我在弗朗辛的车里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我没能有机会检查那辆运回她的尸块的灰色天霸车。由于绑架者违规停车，交通局的拖车在周末来把它给拖走了。我当然可以去追踪，但又有什么用呢？那肯定是专门为这次运尸块而偷来的车，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在被偷之前它就已经被废弃很久了。警方搜证小组或许能够根据在后车厢或车内发现的诸如污渍、纤维或印记之类的线索，展开一条值得追踪调查的路线，可是我没有那样的人力，我只能在布鲁克林到处乱转，找一辆不能告诉我任何秘密的烂车。

我们三个人坐着那辆别克开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沿着案发当天的路线，一路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上的阿拉伯美食店，然后往南开到海洋大道以及法拉格特大道交叉口的第一个电话亭，接着再往南到弗莱特布什区，之后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需要亲眼去看这些出事地点，盯着一部公用电话看其实搜集不到多少情报，但根据经验，去亲历一下现场，去走走那些人行道和楼梯，总是都能帮你掌握到那种真实感。

这样做同时可以让我从头再询问库利兄弟一遍。通常警方在做调查时，目击证人几乎都会抱怨他们总要不断地对不同的人重复叙述同一件事。对他们来说这样似乎毫无意义，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叙述的次数足够多，而且讲的对象又都不一样，或许你会想起以前忘记的事，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听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途中我们在弗莱特布什区一家叫阿波罗的咖啡店停下。三个都点了希腊圆饼夹肉，味道不错，可凯南几乎没碰他盘子里的东西。后来在车上他说：“我应该点个蛋或者别的什么，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对肉就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吃不下去，一看到就反胃。我相信这种感觉一定会过去的，不过现在我应该叫别的东西。简直莫名其妙，点的东西送来了，我却吃不下去。”

彼得开着那辆凯美瑞送我回家，但他自己得回殖民路弟弟家住。绑架发生之后他一直住在那儿，睡客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需要回家拿些衣服。

若非如此，我会打电话叫辆出租车。我搭地铁很自在，很少觉得不安全，可是口袋里揣着一万元现金还去坐地铁，似乎省得过头了。万一真碰到抢劫，肯定会觉得自己愚蠢之极。

那笔钱是付给我的定金，两捆百元大钞，每捆五十张；这两捆钱和拿去赎弗朗辛?库利的八十捆一模一样。对于应该收多少费用，我一向很头痛，但这一次我省了作决定的麻烦，凯南把那两捆钱丢在桌上问我这样够不够，我说他付得太多了。

“我出得起，”他说：“我的钱多得是。他们没有榨干我，还差得远哪。”

“你付得出一百万吗？”

“要出国才行。我在凯曼斯群岛开了个户头，里面有五十万。下面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如果我打几个电话，其实应该可以在纽约凑到三十万。因此我常常想――”

“想什么？”

“哦，只是胡思乱想。比如，假如我付了一百万，他们会不会让她活着回来？或者说如果我在电话上的口气缓和一点，如果我礼貌一点，拍拍他们的马屁之类。”

“他们还是会杀她的。”

“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可是我怎么能确定呢？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哪一件事我应该做却没有做。或者我一开始就来硬的，不确定她还活着，就一毛都不给。”

“他们打电话来时她可能已经死了。”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可我不能确定。我一直在想，我本来一定可以做些什么，把她救回来。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