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绑匪是从哪几个电话打来的。他们可能会用公用电话，因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都很职业，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是从哪一部公用电话打来的。”

“这点很重要吗？”

“不知道，”我坦承，“我不知道什么情报才算重要。不过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我也弄不到。我老觉得既然每个电话在电脑里都有记录，就应该有法子依照接收的那部电话整理出一张清单。可是跟我谈过的人都说不可能。他们不是这样存档的，所以没办法这样调出来。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

“我也是，那玩意儿搞死人了。我跟他们谈，结果他们用的字眼儿我一半以上听不懂。”

“我懂你意思，”她说，“我们一起看足球时我就有那种感觉。”

那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夜，早上趁着她上健身房时，我用了她不少电话费。我打给很多警员，撒了很多谎。

我多半时候自称是记者，正在替一家真实犯罪故事杂志整理一篇绑架案的报道。很多警察对我无话可说，或是忙得没时间说话，也有不少人乐意合作，但只想谈些八百年前的案子，或是一些绑匪特别蠢、或警方破得特别漂亮的案子。我想听的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听什么。我是在钓鱼。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可以钓到一条活的，某人曾遭到绑架，而且幸存下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晋升到谋杀的，如何试探、练习，可能单独行动，也可能集体作案，不过却将受害者释放，或是受害者自己逃脱了。当然，假设有这样的女人存在和真正找到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要想找到生还的证人，假装是自由记者并不怎么行得通。在保护强奸案受害者方面，咱们的司法系统还算完善――至少在上法庭以前是如此，上了法庭就不同了，辩方律师可以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再重新对她们施暴一遍。但此刻在电话中，没有任何人会透露受害者姓名。

于是我将目标转向性犯罪小组，身份又变回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受雇于某电影制作人，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绑架与强奸的周末电视剧集。争取到担任女主角的女演员（目前我无权泄露她的姓名）渴望能对该角色进行深度研习，尤其想与真正有过类似不幸经历的女性面对面交流。基本上，女主角除了不愿亲身遭遇之外，什么细节都想知道。愿意协助她的女性将依照其意愿，受聘担任技术顾问，或在影片前后列名感谢。

我自然不要求索取姓名及电话号码，也不会迳自主动联络。我希望该小组某位人员，如曾担任过这样一位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工作，或许能够代为联络。我解释道，在我们的剧本里的受害者，遭到两名有虐待狂的强奸犯挟持，进入一辆货车，受到凌虐，并被威胁将受到极大的生理伤害，尤其是被切除肢体。当然，如果能找到和我们的虚构人物有同样经历的女性最为理想不过，而这位女性又愿意协助我们，同时借此过程为未来可能遭遇类似经验的女性尽些微薄之力，或给予已经历经类似事件的女性一次渲泄、甚至治疗的机会，即请她出面指导我们的好莱坞当红女星演出一个可能成为经典的角色――

这个故事的效果出奇地好。即使在像纽约这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电影摄影小组作业的城市，一提到电影工业，似乎仍能立刻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只要对方有兴趣，请她打电话给我，”最后我把名字及电话号码留下，“她们不必提供真实姓名，整个过程都可以选择匿名参与。”

埃莱娜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准备结束和曼哈顿性犯罪小组一位女警员的谈话。她等我挂了电话之后说：“你怎么可能在旅馆接听这些电话？你从来不在那儿。”

“柜台会帮我留话。”

“留那些不想留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的话？这样，你干脆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吧。我通常都在家，就算我不在，至少她们打来的时候，电话应答机里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做你的助理，帮你筛选那些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