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还没当上纺织女工的时候，一直处在“待业”的状态。这个“待”，只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就好像让一个饿了几天的乞丐盯一只空碗，即使眼珠子咕噜从里面滚落出来，也绝不可能瞪出一只歪脖子烧鸡。我妈是个勤快人，她从不让时间从指尖滑过，相反，她要用指尖创造效益，于是干起了编织的买卖。80年代只有供销社和小卖部，因为没有超市，所以购物的时候就不用塑料袋，人人上街买菜都要提一个手编篮子，两边各有半圆的拎手，篮子的侧面还用参差的塑料宽带条凑出图案，有时是一朵花，有时是只熊猫，费时耗力地啃竹子，技术含量十分之低。这种篮子用塑料编出来，并不环保，却有娱乐的功能——淘气的孩子把那篮子倒扣到自己头上，视线可穿过篮子的缝隙，这样疯跑的时候不会摔倒，也没有被憋死的危险，顶多招来一顿臭骂。那篮子平时用来盛菜，什么东西都装过，很脏，篮子扣到脑壳上，五味俱全，倘若盛过鱼，里面不仅腥，而且还有血迹，乌七抹黑的，熏得人七窍生烟。

我妈编篮子的技术一般，不过速度还可以，一天好几个，编一个卖一个。其实一个也卖不了多少钱，关键是个态度，俗话说“家有百万，不如日进寸金”。卖篮子的时候，我妈把我捎着，放进一个四轮的小推车里。那个小车类似于今天的超市购物车，只是丑很多，比较结实，底部用木板铺上，四个轮子也是铁的，包一层胶皮，起消音的作用。我当年就站在这样的小推车里，旁边是散发着塑料胶味的一堆篮子，被摆在大街旁，待价而沽。

其间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篮子放在一起，给群众制造了假象，以为我也是商品，于是有人兴奋地赶过来问：这娃多少钱一斤？第二件事是，我确实差点被卖掉，因为我的体积很小，缩在小车里面，挑篮子的挑顺了手，捎带着把我舀出来，然后被我妈眼疾手快地抢了回去。我妈说，就算我卖，你也敢买吗？

回家的路上，我妈对我说，纪北，谁也抱不走你，然后兀自哭了。

她哭得很伤心，泪水渗出我妈的手指缝，一道道的，像一堵濒临溃堤的大坝。

2

我的身上有一块“记”，在右臂，不太深的黄褐色，鸡蛋大小，形状也与鸡蛋有关——像一个摊开的鸡蛋饼。这个“记”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肥皂剧里的天子总要在脚底板长痣、包公头顶盛开月牙一般。我妈说，有了这块“记”，人就不会丢，不会被捡破烂的抱走。实际上，除了她卖篮子几乎把我卖掉之后，我基本没有丢过，甚至连走失的机会都没有。我其实很想走丢一次，好让我爸我妈担心死，然后突然现身，先挨一顿揍，再被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最后歪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用牙签噗噗地剔出牙齿缝里的肉。

有了“记”，我爸我妈就高枕无忧了，假若儿子真的丢了，那就在小孩子中间一个个地找，撸起袖子，瞪着牛眼去寻那个鸡蛋饼形状的“记”。我倒没有任何优越感，因为即使没有那个“记”，我也不会走丢，我对临沂太熟悉了，熟悉得以至于晚上梦游在外面转一圈也能顺着千百个巷子胡同回到我那张床上。入睡前，我都希望能够做关于长大的梦，希冀着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可以骑自行车，可以不受限制地吃冰棍……总之，可以干的事情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