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校曾经组织我们去甘肃，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考察，体验航天精神；到敦煌莫高窟参观，领略历史文化。学校的目的是让大家到环境比较恶劣的西北地区锻炼一下，磨练出我们的拼搏、团结、进取的精神。 因为老师们都觉得我们这些学生比较娇气，不能吃苦，遇到一点小事就“怂”。

于是，我们就去甘肃改善一下“精”、“气”、“神”。

我看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旧的潜望镜和机械设备（上面都是俄文字母），看到了地下深处没有窗户的工作间，还看到了那两种有幸被作者歌颂过之后不幸被引用为陈词滥调的植物 白杨和骆驼刺。我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当地的一个领导最后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北师二附中理科实验班的同学。说不定，日后在这个控制中心里坐着的，就是你们其中的某一位 ”

常理来讲，这是句励志的好话，也是一句合情的推理，但我发觉其中的荒谬之处在于，我从未想过我自己还有我认识的那些同学们会去国家航天局这样的部门工作。造卫星、飞船很酷，牺牲自己的其他利益全力投入国家航天事业当然也是很高尚的行为，只是我离这项工作太远了。在这方面，倒是我们航天城里的同学们更有经验。航天城里有唯一一所高中，是为了方便航天城职工的孩子们受教育而设立的。在闲聊里，他们说，他们的政治课上会请一些航天事业单位的领导过来做报告。他们又说，有的时候正上着课，听到外面“呼”地一声巨响，大家都知道是在发射火箭，便涌到窗边围观。 有多少人能亲眼看到非媒体转播的发射？有多少人上课的时候不用拿手机偷偷上网就立刻知道有卫星上天了？有多少人把上课听到巨响当成习惯？在感叹“酷毙了”的时候，这令我感觉有趣。原来，在世界上还有我们的同龄人，与我们一样爱玩、爱听歌、爱上网，而他们才是日后坐在控制中心里的人。

我想，如果我出生在这个航天城，大概会以那些在艰苦环境下拼搏的前辈们为榜样，考到航空航天大学或者军事学院，毕业后回到这里做航天相关的工作；如果我有小孩的话，他们也会在航天城长大，轮回同样的事情。

但我不是。我敬佩那些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航天城奠基人，正如我敬佩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或者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航天城不是我的唯一，我只是更加清楚了它的存在。

至于东风中学的那个男生，我们说好在“人人网”上联系的，你是不是忘了呢？你现在又在哪里呢？

（二）

在甘肃，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参观了莫高窟。不仅因为它是一座闻名中外的艺术宝库，而且它的导游的素质很高 似乎是敦煌研究所的研究员 用很精妙的语言为我们这些“不解风情”的外行讲解，实属难得。对于导游或解说员，我通常是没有任何期待的。一般的解说员，要么是哗众取宠、大肆“忽悠”，要么就是干巴巴地背教科书。要知道，囿于经历所限，我对此地壁画和雕刻的了解仅限于历史书上几张质量差强人意的照片。贸然闯到莫高窟这个“骨灰级文化金库”，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是会不知所措的。多亏了我们的讲解员没有像她的各类同行一样把游客当做没有脑瓜的白痴，而是真的让这短短两个小时的参观时间成为我们长见识的机会。

导游给我们讲了与敦煌莫高窟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他用现在看来可怜到荒谬的钱和物品作为交换，把大量经书典籍卖给了斯坦因等一批国外探险家；另一个是民国时候的所谓大师张大千，他在自己研究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后，就把壁画给剥下来了（具体细节目前有争议）。谈到这里，导游委婉地说：“我们敦煌研究所的人对张大千是又爱又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