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员李弘绪、王兼之等人本希望劝说他们顺应潮流，赞同革命，维持地方秩序。当庐州中学学堂的学生敢死队把炸弹（实际上是纸包的柑橘）运进知府衙门时，竟把穆特恩和常向春吓跑了，李国松也连夜溜之大吉，躲进上海外国租界。

几位官绅满汉大员一跑，合肥知县李维源被迫表示同情革命。巡防营管带季光恩虽拥有新式毛瑟枪二百余支，此时因失了主宰，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同总团练长袁斗枢一道听从革命党人劝诫，率部归顺革命。

因此，孙万乘不费一枪一弹而光复了庐州。

两府对峙的局面形成后，两个并存政权之间的矛盾首先当然表现在政治方面，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利害冲突。

早在光复前夕，人心浮动，田赋钱粮滞纳甚多，故而县库空虚。此时城内军政分府成立之初，广设机构，改编军队，财政开支浩大，不得不向地方绅商筹款。当时合肥东大街几户钱庄如德和庆、鸿义发、益兴隆诸字号内的李(鸿章)府内存款全部被冻结，凡李府投资入股各商号的钱财物资，亦予查封，悉数充作军政经费开支。各户钱庄均用笆斗盛装银元由枪兵护送，运到军政府。

孙万乘这时所依靠的是旧地方官吏和清廷地方武人。他向豪门大户筹款，是与官绅双方达成某种默契和谅解的。实际上就是，旧势力在经济上支持“革命”，革命政府则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王亚樵的庐州军政分府却不是这样。从一开始他就撇开了清廷旧政权，另起炉灶，白手起家，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故李相国享堂建立起了以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权。王亚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和那些顶戴花翎的王朝文武官员和历来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豪强大户们谈团结，搞什么“咸与维新”。他憎恨他们，蔑视他们，视他们为异类。“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跟那些大人先生们天生没有共同语言。他有一种不怕孤立的无畏精神。他对革命党人依靠地方旧势力极不以为然。所以，他在筹措经费上就采取了不妥协、不谈判的革命方法，查封李府仓房、当铺、钱庄、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