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王亚樵的政权只是在东乡、北乡一带活动。后来，当他动员回乡民团，组织农民武装，势力日益强大并向城区发展的时候，孙万乘的军政分府便不能不警觉了。

当时，设于城内大书院的庐州军政分府已经初具规模。孙万乘任军政分府司令。旧知县李维源摇身一变，做了军政分府民政部长，照旧盘踞在他的县署衙门内。旧军官季光恩任革命军标统，袁斗枢为协统，分掌军事大权。合肥的光复，的确是在一种和平、文明的气氛中完成的。有一位外国传教士评论辛亥革命时说：“中国各处光复秩序紊乱，唯苏州程雪楼、庐州孙品骖两处，善维持地方，最为文明。”但实践证明，“最文明”的革命，必然是最不彻底的革命。

在孙万乘等人看来，王亚樵等人的行为当然是不文明的，是一种反革命的捣乱行为。而在绅商各界衮衮诸公看来，大兴集的一伙人简直就是土匪强盗，必欲除之而后快。恰巧，由李府仓房总管刘仿渠领首的几位富绅巨贾，此时向孙万乘的军政分府递上诉状，控告王亚樵等人“聚众为匪，抢劫仓房典当，骚扰地方，无异反对革命”云云。

于是，“最文明”的军政分府有充分的理由向“最不文明”的军政分府大开杀戒了！

孙万乘、李维源、季光恩、袁斗枢等“革命”新贵们经过密谋，觉得王亚樵手下人枪与他们不相上下，在四乡有极大的号召力。他们觉得，要消灭这批真正来自民间的武装力量，不可硬打，只可智取。他们便一面派人放出话去说孙总司令要和王司令共修和好，咸与维新，若两方面兵戎相见，将糜烂地方，为吾辈革命党人所不取；一面发出大红请柬，敦请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诸先生到大书院赴宴，共商庐州军政大计。

这些初出茅庐的草莽英雄们信以为真，便从李府享堂进城到大书院，想通过谈判与孙万乘平分秋色，成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新的军政分府。

那天，王亚樵因去西乡动员民众，扩充队伍，未能同阵前往。

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三人连警卫也没带，兴冲冲按约定时间来到大书院。谁知三人刚跨进大门，走向二进厅堂，便从庭院各个角落蹿出荷枪实弹的兵勇，把三人围在院中，一一逮捕，加上脚镣手铐，投入县署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