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态度源自所谓的“搭便车”问题，也即理性选择论的一大基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经典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阐述过这个问题：就算民众跟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目标相同，在竞选活动中捐钱出力也不会给他们什么重要的物质利益。毕竟，依照法律，现金捐赠最多不可超过2300美元，所以，就算捐了最高额，也不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什么影响。同样道理，参加竞选活动的志愿工作者——哪怕他出力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到了成百上千张选票——也不可能因为选举获得什么好处。

尽管搭便车问题的逻辑看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人们的行为却跟它的诸多预测形成了截然的对比。例如，2008年1月，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活动中共获得超过来自250 000人次、总计320万美元的捐款，帮他竞选的志愿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他竞选活动也因为支持者们主动把狭义自利踢到一边，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当然，可能不如奥巴马这次来得声势浩大）。

自利模型的死硬鼓吹者有时会反驳说，因为主动参加竞选活动，志愿工作者们收获了各种个人利益。比如，他们经常碰到有意思的人，或者知悉了诱人的就业机会。至于巨额捐献者，要是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胜出，说不定会得到驻外大使或其他重要职位作回报呢。

说得没错，而且很适合形容那些竞选经费“打包工”——也即从亲朋好处筹措到数十万美元的捐款人。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款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南卡罗莱纳州的老妇人，给自己挑选的候选人寄了三美元零一分，显然没指望来年1月总统会指派自己当驻英大使。有的志愿工作者在家为其他选民提供电话咨询，或是负责其他没什么社交机会的任务，他们又是贪图的什么呢？

从传统自利模型的角度出发，这种行为相当于地理学上绝不可能发生的“河水逆流”现象。可人们常常热切地渴望参与一些超越自身的宏大活动，而且它也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体育迷们罔顾成本效益计算的标准，摇滚乐队的歌迷们也一样。

游走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交汇地带的研究人员对集体行为的反常本性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 O.Hirschman），是首批严肃研究此类现象的学者之一。1982年，他在《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一书中承认，利己主义在某些时代的确是支配性人类动机。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人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商品，但同时开始体验到失望感。每当消费标准提高，人们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当前的地位。压力增加，人们越发不愿向公共领域贡献资源，情况一步步走向恶化。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觉悟的消费者也更容易接受来自社会运动组织者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