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胁倡议组织的员工讲了一个关于1992年《苏默尔修正案》的故事。该修正案限制用于非军事目的的高浓缩铀的使用和交易，比如癌症的治疗和医疗影像设备的生产。按照修正案的规定，所有使用美国高浓缩铀的公司必须将其转化为低浓缩铀，因为低浓缩铀无法制造出核武器。于是相关公司都把高浓缩铀转化成了低浓缩铀，但加拿大MDSNordion公司却一直在进行游说活动。这家公司是加拿大最大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商，年销售额20亿美元。该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转化工作，它雇了一帮人，轮番给国会写信，目的是推翻这项法案，或者是让自己不受这项法案的约束。尽管医疗影像、防止核扩散等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一致反对MDSNordion公司，但该公司及其盟友最后却获得了胜利。2003年，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理查德·伯尔的支持下，亲商利商的《2003年能源政策法案》免除了加拿大和其他四国在《苏默尔修正案》下的义务。

纽约民主党议员查克·苏默尔说：“ 9.11 之后还这样做简直是不可理喻。”政客们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 9.11 之后，一切都变了。”但是这个故事强调的是不变的东西。Nordion公司的事情再次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权力的行使几乎不受监督，不管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严重缺乏问责机制。只要有权力，什么都能得到。

核威胁倡议组织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利·柯蒂斯缓缓走进会议室，有气无力地坐到椅子上。他诚恳地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所有工作只能是拖延时间，恐怖分子正在设法用钱来买时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他的意思是说，核威胁倡议组织正在竭尽全力阻止灾难的发生，但是这种努力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案，他和他的组织只是在延缓灾难发生的时间。他并不寄希望于政府能够解决这个危机。

柯蒂斯的声音里带着疲倦：“核威胁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一直设法防止核武器和核原料被盗或者被转移。尽管保护核武器和核原料的级别越来越高，尽管总统和副总统再三强调，但现在这似乎仍然不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以及正在谋求政府官员职位的人都认为核武器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大家都知道核爆炸会产生什么后果。”

但是我们现在却束手无策。“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就不能紧迫起来，就不把这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呢？大家已经承认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们的领导人还是不能回答萨姆·纳恩提出的简单问题： 袭击之后，我们后悔没有做过哪些事情？那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做？ ”

柯蒂斯认为核威胁“不仅威胁这个国家的安全，还威胁这个国家的本质。这不光是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

柯蒂斯对将来的权力分散不抱乐观态度。加拿大公司的事情令他痛心疾首，他希望“公众道德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Nordion公司的豁免，在轰轰烈烈的打击核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是一种失败。同时，这个事件也清楚地表明，处于党派斗争中的政府不能像柏拉图描述的那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处理事务，有时甚至在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都存在内部分歧。

这种困境很难摆脱。柯蒂斯倡导的“公众道德”需要诚恳地对话才能实现。在许多情况下，企业雇用别人游说政府官员的目的，就是误导群众，以商业障碍或科学难题为借口，使公众话题复杂化。当公众关注的问题复杂到一定程度时，立法机构就有了掩护，或者说就具备了混淆是非的条件。这时，他们就可以回避公众提出的问题了。当普通民众提出的要求与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权力可以巧妙地化解商人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并减轻或者消除那些合法选举出来的官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