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一事与愿违的发展态势背后隐藏着两股主要力量：第一便是那种转变，即我描述的从所有人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的病理性转变。在我们的旧式所有权社会中，公司的股份几乎全部由直接股东持有，从而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和有效性。自1950年以来，个人投资者直接持有美国股市股份的比例已经从92%暴跌到26%，而机构投资者间接持有股份已从8%上涨至74%，这实质上是一场所有制结构的革命。我们的旧式所有权社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会再次出现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代理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我们的金融中介机构有效地控制着美国商业。

但是，这些新的代理人并没有行使好代理人的职责。我们的公司、养老金管理人员以及共同基金经理人，往往把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他们理应代表的委托人利益之上。那1亿个家庭是我们的共同基金所有人，也是我们的养老金计划受益人。

虽然这种所有权结构的转变能够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许多变化，但是第二股力量却又大大加剧了这一问题。我们新授权的机构代理人也似乎忘记了自己关于托管和谨慎管理的传统原则，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从长期投资转向了短期投机。当投资者集中关注的不是公司的内在价值而是其股票价格时，那么投资者首先遇到的伤害便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公司治理责任。为什么要关注代理的投票？比如说，一年之后，你甚至有可能不会再持有该股票了。

亚当·斯密曾对这一系列连续行为的最终结果进行了描述，他在200多年前提出的警告似乎已被人们忽略：管理他人钱财的经理（很少）以同样的忧虑与警觉去关注他人的钱财……，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而且他们很容易为自己捞到好处。因而，疏忽和挥霍浪费的现象往往屡见不鲜。因此，最近，我们的企业董事和基金经理普遍存在着疏忽和挥霍浪费的现象，甚至几乎完全无视他们向企业所有者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几乎没有人充分认识到，他们缺乏那种管理他人钱财时所应具备的曾被确定为职业操守的“忧虑与警觉”。套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话说：“这是让人非常惊讶的！如果有人支付一笔钱财让一个人不要去了解某一事物，那么若偏要让这个人去了解该事物，那将是多么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