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要让你彻底明白，它们不但毫无价值，还会误导整个案情。或许偶尔有些证据会像女人的第六感直觉蒙到了，但大多数是不足采信的。”

马克汉不以为然的回应，“为什么一个人招供会对自己不利？除非他以为真相已经大白或即将大白。”

“马克汉，你真令我吃惊!招供有许多可以推测的动机，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被胁迫，或是权宜之计，是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自卑感作祟、错误的自大、肤浅、虚荣心，有几百种理由。供词是所有证据中最不可信的，即使在今天落伍不科学的法律体制下，仍该怀疑供词的可信度，除非另有其他证据。”

“你真会狡辩，”马克汉说：“如果法律扬弃所有的供词和实质的证物，就如你所建议的，那所有的法庭和监狱干脆关门大吉。”

“典型的法律逻辑！”凡斯回答。

“那么请问你：你要如何定嫌犯的罪？”

“是有一个方式可以检验人类的犯罪行为和责任，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警方既不了解其价值，也不了解如何加以应用。要找出真相，唯有对犯罪心理的严密分析，并进一步延伸至个别人物身上。真正的线索是心理——而非实体。举例来说，一个学养俱足的艺术家，不会靠材料或颜料的化学分析报告来鉴定一幅画，而是从整幅画所呈现的观念和技法，来掌握创造者的个人特质。他会自问：这件艺术品是否真的具有个人风格——比方说，鲁本斯、米开朗基罗、维隆尼斯、提香、丁多列托或任何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有一定的信誉。”

“我想我的思想仍停留在注意表面证据的阶段，”马克汉承认，“在这个案子里，我握有许多这种表面证据，而这些证据全指向一个目标——这位年轻女士就是‘艾文·班森命案’的肇事者。”

凡斯耸了一下肩，“你能不能信心十足的告诉我，你掌握了些什么证据？”

“为什么不。”马克汉同意，“首先，子弹射出时，那位女士刚好也在现场。”

“老天!她真的在？太意外了!”

“她在案发现场是确定的。你知道，晚餐时她所戴的手套和提袋全部都在班森的客厅。”

“噢!”凡斯微笑低声说：“那位女士不在现场，现场其实只有她的手套和提袋——从探案观点看来的确如此。我这个生性谆良的门外汉实在无法接受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如果说我的长裤在干洗店，是否表示我的人也在干洗店？”

马克汉激动的望着他，“在你外行人的眼里，是否认为一个女人带了整个晚上的贴身物品，第二天早晨出现在她男伴的家中，这些都不能算是证据？”

“我认为不是，”凡斯平静的表示，“这种指控是无效的。”

“但是这位女士不可能从下午就穿着晚宴的行头，更不可能晚上在班森不在家的情况下造访，最不可思议的是她竟避过管家的耳目。所以请问：如果那天晚上如果不是她自己把这些东西带到班森家，又怎么可能在第二天清晨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老天，我可不这么想，”凡斯回答，“毫无疑问，这位女士本人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但是也可能是其他种种原因。比方说，我们已逝的班森先生可能把东西放在大衣口袋里带了回家——女人都会要求男人替她们拿东西：‘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你口袋里吗？’……再则，真凶通常故意把东西放在现场误导警方。你知道，女人绝对不会把随身物件好端端搁在衣帽架和壁炉上，她们一定顺手扔在你最喜爱的椅子或桌子中间。”

“难不成，”马克汉突然插嘴，“班森把那位女士的烟蒂也一并放在回袋里带回家了？”

“怪事也有可能发生的，我并不是特别指这件案子……烟蒂或许是先前会面的证据。”

“连被你瞧不起的希兹，都聪明得查到管家每天清早都会打扫壁炉。”马克汉告诉他。

凡斯笑了，“真周到……但我想问你：这不是你手里唯一对这位女士不利的证据吧？”

“这不重要，”马克汉重申，“重要的是，不管你多怀疑，无可否认的它是一项重要证物。”

“我不愿看见无辜的人在法庭内被定罪……请再告诉我详情。”

马克汉想了一下说：“我手下调查的结果：首先，班森和这位女士曾在位于西四十街一间波西米亚式小餐馆用餐；第二，他们曾经争吵；第三，他们在午夜十二点共乘一辆计程车离去……行凶时间证实是在十二点三十分，而她住在靠近八十街的河滨大道。在时间上，班森不可能送她回家后返家被枪杀，所以显然他们一起返回班森家。我们也证实了她的确在班森家出现过，我的手下查到她午夜一点钟过后才回到自己的公寓。更有甚者，她回家后忘了拿自己的提袋和手套。用备份钥匙开的门，照她自己的说法是钥匙弄丢了。也许你仍记得，我们在提袋中找到一把钥匙。还有，壁炉里找到的烟蒂和她的烟盒是同一个牌子。”

马克汉停下来点雪茄，“那夜发生了许多事。今天早上我一知道这个女人的身分后，立刻加派两个人手调查她的私生活。我中午离开办公室时，他们打电话来报告：女的有个未婚夫名叫李寇克，陆军上尉，他极可能有把杀害班森用的同型手枪。还有，这位李寇克上尉在命案发生的当天曾和这个女人一起午餐，并于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她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