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自己的老师康有为永远不会接受暴力革命的主张。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眼前的进程已深感绝望。暴力革命或许会带来残暴，但是目前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早已不下于革命。他在《新民说》列举说，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梁启超对绘画、建筑、音乐、文学无不通晓，自然哲学的各个方面，科学、几何、天文也都熟悉，还有他立身处世的核心因素，政治家的素质，这些都使他在1900年前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年轻领袖。那一年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一文，召唤着中国走出古老帝国的阴影，步入现代的光明世界。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他将年轻人的躁动与承担历史使命的激情合而为一，预言说老朽的中华帝国势必会返老还阳，重造少年之身；他相信任何时代都有着一样的青年，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促成时代的进步。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迎接着像蔡锷这样远渡重洋来投奔自己的青年。

黄兴和杨度在总领事馆报过到之后，随即便进入东京弘文学院，照例先在学院的速成师范科补习日语。经过梁启超的努力奔波，先是说通了驻日公使蔡钧给蔡锷作担保，接着梁又通过国内的各种关系，说服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占用湖南留学生名额咨送蔡锷。这样，蔡锷到年底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了。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大半年过去了。在日本东京，天空经常是晴朗的。大家经常围坐在四席半的榻榻米上，谈天说地。他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浙江人周树人经常会造访他们，一边品尝着日本的茶道，一边谈论文学和艺术。还有周树人的那个有点孤傲的弟弟周作人和他那个体态微丰的日本女友——他们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要用文学来唤起民众的精神。

杨度的学习能力令人折服。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惊羡不已。黄兴则在默默地工作，他一方面在留学生中积极联络反清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一方面通过办一些刊物，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转载各派的文章，组织革命阵线。

杨度联合黄兴、蔡锷等人，创办了《游学译丛》，为两湖的留日学生提供了一个发表言论、交流真知的刊物。第一期的《游学译从》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内政，见解之深，立论之新，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外交才能也在留学生中得到公认，虽然他与梁启超、黄兴、蔡锷等人政见有所不同，但他们之间也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这年的十一月份，大清国留日学生会馆正式成立。经过选举，无党无派的杨度由于出众的社交能力，以及不凡的才学和抱负，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总干事长，黄兴被选为干事，另外梁启超阵营的范源濂、蒋方震，黄兴这边的张孝准、杨笃生等人也被选为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