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新世纪以后,某些东西确实已被无端提速，就像此刻，当我说起文学--诗歌意义上的“70后”时，就像谈论已经完结的东西，就像总结。

现在我试图朝着当年去想，往最早的他们可能出现的时段里去想：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一些刊物上发东西时就曾遭遇过那时并不明码标出的“70后诗人”，有那么两个似乎还挺“火”--所谓“火”就是已在《人民文学》那样的“头牌国刊”上有组诗发表，如今这两位小爷早已不见了，我甚至已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来，去年的某个时候，我在一家诗歌网站的诗讯栏中终于又见到其中一位的消息，说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给某大酒厂写了一首万行长诗，得到了一千万的奖金云云……看着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思来想去，确实没有比我的“关门弟子”马非更早的“70后诗人”了，比他更早的就是上面这种情况了,未得“幸存”，无法“活着”。当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回到故里西安，最先寻上门来的大学生校园诗人是与我同代的“知识分子诗人”西渡的胞弟西村（后易名达达），他是韩东早年曾经执教过的陕西财经学院的一名学生，随后他又带来了他的同班同学一边：是我当年接触的这帮年轻人里最灵的一个（当年我确实打心眼里认为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随后，这最灵的一个又带来了最笨的一个：就是马非。当年他还不叫马非而叫王绍玉，是陕西师大中文系的一名低年级学生，当年就生了一张老脸，在1991年的一天被一边初次带到我的单身宿舍，当时一边一进门就介绍他说是某位著名诗人的侄子，年轻气盛的当年，我对“世家子弟”从不正眼相瞧，也就没有多瞧他那张老脸，只管跟一边说话、谈诗，听我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王听着不顺耳，张口争论道：“照你说，干脆把梅花都写成梅毒算了！”--听完此话，他们走后，我还就把“梅花”写成了“梅毒”，那便是后来侥幸得以发表在《诗刊》上的拙作《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

我反正是已经死心踏地要和正人君子的诗歌过不去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对方：我刚读到一边拿给我的这个小王的一组青春抒情诗式的东西(写得其实不坏)，他自己拿来的新作却一下子从“梅花”跳到了“梅毒”，我喜欢这样的“孩子”：他不是那种要为嘴皮子上的真理而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对方辩友”，而是在努力寻找着能够打开自己生命的真诗，寻到了他便在暗中自认，玩将起来。小王后来给自己起了个文诌诌的笔名叫做“非也”，我说：“你叫非也不合适，你干脆叫马非（吗啡）算了。”--这也表明我对他大学后期诗歌状态的一种认可，当时他欣然接受，摇身一变即成马非。

1993年夏，他大学毕业回到西宁，从此在这座寂寞的高原之城中开始了他的个人写作生涯。开始那几年我总是能够在夜深人静时接到他在酒后打出的电话，没事儿，就是想说说话，言语中透出的尽是寂寞，刚回去的时候他在那座城里想找一个认可他作品的朋友绝无可能，他也不无激愤地多次骂道：“妈的，到处都是昌耀的徒子徒孙！”1994年，他与我、严力一起出版了一本诗合集《一行乘三》之后，其人其诗也渐渐为外界所知道，但也从此背负起一个“像伊沙”的罪名（此话搁在当年可是非同小可：就跟骂你像王八蛋差不多）--不论好与坏，反正说你“像伊沙”了。1999年我去北京的时候还有一圈人在这么说，这几年好像都统统闭上嘴了。马非的确不是那种早熟的聪明伶俐一步到位的才子，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路便一门心思一根筋地走下去的汉子，由此获得的成就才更加可靠，如今他的确已经成为“70后”这个年龄段的诗人中最为稳定和最有实力的一个。

酒与诗是马非生命中两大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今他的酒名与诗名同盛，构成了他的传奇，去年夏天我去他那被誉为“夏都”的城市消暑，留下过一首《饮者马非》，录此博君一乐：“前手执空杯/后手操酒瓶/仿佛操枪/或仅是操着/自个儿的手倾倒/动作肃穆/表情混沌/我能喝的兄弟/多年以前/把大碗吃酒的风气/带到我的小屋/后来我行走江湖/在异地的酒鬼口中/听闻你的酒名/所到之处/喝倒无数/如此说来/命定与酒缘薄的我/与中国最善饮的诗人/有着漫长的共饮史/那是一些惬意的时刻/也是一些安静的时刻/饮者爱喝/自顾自喝/从不大声喧哗/这一个酒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