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的发言在90年代，从汉语诗歌的内部严格来说，真正能构成并被称之为事件者惟有“盘峰论争”。如果说“朦胧诗论争”、“两报大展”是80年代汉语诗歌的标志性事件，那么90年代汉语诗歌的标志性事件则无可争议的属于“盘峰论争”。

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事件的发生对于汉语诗歌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这是由本土化的汉语诗歌极具中国特色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也是由诗歌在当前社会大的文化环境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它的民间性，它的地下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它在常态之下保持沉默的面孔。它因事件而开口说话，它因事件而使人们得以了解它存在的真实，它因事件而显示出这儿的空间从来不是死水一潭。事件成为汉语诗歌向前一跃的跳板，或者它一直跳跃着，是事件的镜头让我们一次看到了它所到达的远度。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事件让本不该成为秘密的东西揭开了。

“朦胧诗论争”是三个真人与上百人的论争，现在我仍然愿意满怀尊敬的提到这三位真人的名字：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他们因此而德高望重属于名至实归。我在大学做相关论文时查阅过大量资料，这上百的名单中不乏后来成为著名教授和著名学者的。“朦胧诗论争”的结果是朦胧诗被普及化了，是它最终走向传统教科书的开始。这是事件的作用，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活例，是真正的艺术最终将夺取人心的见证。我清楚地记得，在1986“两报大展”发生之后不久，一位属于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青年诗人有过一番诚实而感慨万端的自白，他说他们当年组建圆明园诗社的时候想的是要高举《今天》的大旗，准备将《今天》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没有想到在外省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的诗歌已经走到了比《今天》更远的地方。这还是业内人士，如果没有“两报大展”，他根本就不知道南方的同行在干什么。这番话恰好是徐敬亚论断“先锋诗歌的重心已经南移”的性感注解。当时尚在北京读书的我由此觉悟到：在中国汉语诗歌的版图上连首都都是孤岛。由此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报大展”--仅仅是数十家民间社团流派一次抽样性的作品展示，就在汉语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习惯于膜拜历史，好像只有那过去的铭刻在碑的东西才是值得尊敬的，我不是常常也有望着先贤发黄的照片发呆的时刻么？而对眼前的现实又极度缺乏历史的敏感。我在去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在北京保利大厦门前等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即将卷入一场言语的争斗，我必须以战士的姿态来做一次历史的抉择，我也并不敏感：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最适用于世纪之交的经典事件正在向我和我身边的人走来。当这群主要是来自外省的散兵游勇观光客般探头探脑地保持着初到北京的新鲜劲儿的时候，王家新正开着自己的私车将洋洋万言的批判材料运抵平谷县“盘峰诗会”的现场。今天已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的我，无法克制内心的感动要向如下人等表示我的敬意，他们是于坚、徐江、侯马、沈奇、杨克，他们只是到了现场才被主持人临时指认为“民间立场”一方的（像是为了主持的方便），他们面对诗歌强权与腐朽势力来势汹汹气焰嚣张的挑战，只是凭着诗人的直觉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大概除了我，这里没有天生的“好战分子”，我知道他们多少都克服了自己人性中柔软的东西，理智地选择了针锋相对，在这个复杂而微妙的时刻，是他们挺身而出扛住了汉语诗歌正在下落的闸门，让流水前行。与他们共同扛住了这道沉重大闸的是在会场之外会前会后奋而投笔的沈浩波、谢有顺、韩东、宋晓贤、唐欣、中岛。历史一样会记住这些名字，因为是他们自觉承担了对于诗歌的道义和责任，凭着他们的艺术良知，在本土化的汉语诗歌该不该向前发展独立前行、中国汉语诗歌的真相该不该大白于天下的历史关头。

在盘峰，“民间立场”有三张铁嘴：我、于坚和徐江。这三张铁嘴对付只会照本宣科毫无语言风采的“知识分子”三十张嘴也绰绰有余，有位同情“知识分子”的诗人说我们“主要是口才好”，在盘峰我们仅仅占据的是口舌的上风吗？在后来，论争移至报刊媒体，一位急着在会外站队的“知识分子”小诗人在事后总结说：“知识分子”不该用“民间”的方式和“民间”玩。他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擅长写檄文式的论争文字。也许他说得很对，但在后来我们仅仅取得的是笔墨的胜利吗？别骗自己了！我的“知识分子”的傻哥哥们。“盘峰论争”之前的日子多好啊！引进外资给他们自己发奖，引进外资在最权威的官方出版社出他们的书，不论何种形式的出国都是出访，“流亡者”也可以想回来就回来，用只有伪诗人才会酷爱的所谓“学术论文”的方式相互吹捧自我炒作了长达十年，他们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他们想谁就是谁，那种主流感，那种惟一性。怀念吧，永远地怀念吧，那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他们内部正要分封割据的时刻忽然有遭劫感，难怪西川要一声怪叫“黑社会”。此番他们失去的恐怕不止是半壁江山和他们自以为可以独霸的历史，此番他们遭遇了一个让他们坐卧不宁的坚硬的词--那就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