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人眼里，是英国人；在英国人眼里，是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眼里，是这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人，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吧。”

克施不愿继续谈下去，突兀地转移了话题。

“您知道德·格鲁特先生正在筹划去伦敦吗？”

拉比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您知道他为什么要去伦敦吗？是一般旅行，还是另有目的？”

“一般意味着并非所有犹太人，也许我该说并非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复国主义者，应该提醒英国政府。”

“就为这个？”

“还能有别的吗？”拉比索尼菲尔德耸了耸肩，“那么你，克施警长，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同情复国主义者吗？”

“我没有立场，”克施答道。再一次，他马上后悔这话不该说，可他又禁不住想补充，似乎要解释自己为何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我哥哥……我哥哥被杀了。”他没再往下说，而是对拉比宣布：“改日再谈。”

“也许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祈祷。”索尼菲尔德答道。

 “我看不必了。”

会堂只有一间屋，越来越热，令人难以忍受，也有可能是因为克施感到憋闷，想逃出这狭小的空间。克施的父亲不论在多大的会堂都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比祈祷中的信徒更让他不自在了。哈罗德·克施只信仰个性，祈祷犹如挑衅他的“个性圣殿”。克施拽了拽衣领，他必须出去，离开这个麻秆似的拉比，以及他的黄牙。

“如果您听到什么您认为有用的情况，请通知我。”

拉比点点头，克施似乎从拉比的点头中读出了另一番意味，他似乎在说别摆出自以为是的样子吓唬人，没用。

克施离开了会堂。他的车在修理厂，需要换个排气管，要等一周才有货，他只好向警署的一个朋友借了辆摩托。克施一脚发动引擎，又看了一遍拉比写的字条，朝圣约翰医院开去。到医院时，已是黄昏时分。克施走在医院走廊里，两边是茶色的墙壁，一间间的病房里，病人们躺在仿佛巨大婴儿床般的铁架床上，罩着蚊帐。护士们戴着黑白双色帽，帽子两翼用卡子别住，修女一般——其中也许的确有修女。不过德·格鲁特的女人应该不是，听着不像。

克施没找到她。身材魁梧，还佩戴着战前土耳其新月标志的护士长告诉他艾丽斯去拿撒勒会友去了，几个从英国来的朋友。她周日下午要上班，也许明晚会回到耶路撒冷，也可能周日上午才回。

“你有她在拿撒勒的地址吗？”

“只有她在耶路撒冷的地址。”

“可以告诉我吗？”

坐在桌后的护士长起身走了两步，从木文件柜里拿出一张纸，给克施抄下地址，字很大，前倾，连笔，似乎满怀希望。

“艾丽斯有麻烦吗，警长？”

“我想没有。”

克施向她打听德·格鲁特，“护士长可曾见过他？”

“他来过一次儿童病房，”护士长答道，“他带了小礼物，我们很感激。”克施觉得她是现在才知道德·格鲁特和她手下的护士有染。

“你不觉得奇怪吗，”克施问，“一位正统犹太绅士给阿拉伯孩子带来礼物？”

“一点儿不奇怪。我们认为真正的慈善是不分宗教的。”

回家路上，克施从蹲在路边的女人那里买了些杏仁。到寓所时，天色已晚。克施坐在阳台上剥着杏仁。夜色清朗，星辰迢迢，似在邀人与孤独签约。他还能闻到医院的气味，樟脑和碘酒。他记得那次伦敦空袭。他和母亲被困在了伦敦东区。他们怎么会在那里？跟什么珠宝商有关。当时克施16岁，他拉着母亲，跟着人群往里尾路伦敦医院方向跑。他们仓皇跑下楼梯，坐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母亲叠起她那件典雅的红外套当坐垫。病人们穿着厚厚的病号服，相互搀扶着。护士扶起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人。克施记得有人不停地咳嗽，空气中有股恶臭。克施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他觉得人们在以那种看逃兵的不屑目光盯着他。他想干脆对他们说：“我还太小。”约莫过了一小时，德国人的齐柏林飞机过去了，危险解除的笛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