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一个易受幻觉和激情支配的时代，年轻的红卫兵与其说在进行一项深思熟虑和独立思考的伟大事业，不如说被自己一相情愿的雄心壮志和宏伟蓝图所陶醉。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名普通劳动者，普通得如同一块砖、一滴水，他们仅仅从政治抱负和使命感的角度出发去把握眼前这项必将艰苦卓绝而且遥远漫长的经济建设事业，因此他们的理想主义势必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们！

——我们！

——还是我们！！！”

一轮太阳从森林边缘冉冉升起来，红卫兵终于睡着了，宏伟蓝图好像朝阳一般照亮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微笑，年轻而热烈的思想在梦境中张开翅膀自由翱翔。只有古老的森林不为人类的激情所动：厚厚的泥苔依然覆盖崖石，巨大的藤蔓悄悄编织阴谋和罗网，猫头鹰像幽灵在头顶盘旋，食肉动物把死亡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六个年轻人的名字是：郝大江，王树理，蔡仪，周秀华（女），赵旭虹，章亮。

3

“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这个巨大而突出的问号渐渐占据了郝大江的大脑空间。

作为一名头脑冷静勤于思索的十八岁的“老兵”（北京老红卫兵自称），郝大江，这个出身高干家庭的北京六十五中高才生开始苦苦思考上述意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当时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刚刚形成燎原之势，伟大领袖神采奕奕八次接见红卫兵，将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向全国城乡。而北京红卫兵的斗争锋芒已经从“破四旧”转向打倒走资派，昔日高高在上的人民公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丑八怪，被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

最早被鼓动造反的干部子女和老兵们顿时陷入窘境。他们自以为出身优越，精神高贵，血管里流着无产阶级鲜红的血液。他们造反是为了造别人包括一切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的反，不料这股由他们掀起的革命浪潮却冲进自己家里，革命革到父母头上，这个难以承受的现实使他们又难堪又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优越感一夜之间一落千丈：出身不再优越，血统不再高贵，血管里流动的不再是红色而是别的什么颜色的血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岂料龙种凤胎也有钻地洞的时候，而且钻得更狼狈，更连老鼠也不如，这就很有些伟大领袖教导过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讽刺意味。

或疯狂，或绝望，或堕落，或沉沦，或一蹶不振，或举止反常。也许人类只有设身处地经过一番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才会懂得世界需要同情，需要爱。

也有苦苦思考和求索。

对北京六十五中早熟的红卫兵领袖郝大江来说，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思考的前提乃是怀疑，对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运动方向乃至领袖权威产生怀疑直至否定，而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非凡的思想力量和勇气。

公正地说，公元一九六六年的郝大江们不具有这样的力量和品格。

历史的局限将束缚一切人，也束缚那些号称思想家的伟人。郝大江们只是由于家庭受到冲击，由于自身价值的失落才产生与运动对立的消极情绪，他们并不想向运动挑战，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叛逆。这样，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依然是优越的，居高临下的，而浓重的怀旧情绪又注定使他们的目光无法超越自身和穿透重重的历史迷雾。

但是思考毕竟不同于盲从。

思考能够使人冷静，使人在随波逐流的年代摆脱盲从的惯性，部分或全部恢复人的理性本能，从而有可能作出比其他人更接近真实而不是虚幻的独立选择。

在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毛选之后，十八岁的红卫兵郝大江和他的战友终于从领袖教导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顺着领袖的思路并不困难地找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不是以经济而是以政治为目的）重新维护和证明自身的阶级忠诚和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