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概念一般可表述为：文化程度比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一般水平超出许多的，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管理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

——《百科知识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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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历时十年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序幕。

同优越的“北京五十五”不同，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不是主动而是被迫离开城市和学校，去到遥远的农村和边疆接受再教育。他们或许都有过灿烂的理想，崇高的志向：当科学家、作家、工程师、医生、教师、海员，或者当士兵，当工人，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把雄心壮志的标尺定在农村。这并非城市青年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因为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制度直接造就了中国农村的荒芜和贫困，谁甘愿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白白献与这种制度陪葬呢？

然而一九六八年岁末那场运动的悲剧意义在于：不论你主观上如何抗拒和抵触，但是你必须服从，必须上山下乡。不是去农村传播文化，传播科学，改造贫困和发展生产力，而是去进行被动的思想改造，去接受一个千百年来以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没有文化的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从而达到把自己变成最普通意义上的农民的崇高目的。

历史在这里开动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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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人人都对历史有过清醒判断。

北京二龙路中学初六八级女生铁卫红说：

“‘一二·二二’指示发表当晚，学校工宣队就连夜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工宣队长宣布：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年，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过元旦。

我父母都是工人，文化不高，但是对执行最高指示可不含糊。学校一来人，父亲就当场表态：统统下乡，一个不留！这样，大姐去北大荒，二姐去内蒙古，我去云南。没想到后来大姐在北大荒受伤成了残废，二姐嫁了当地贫下中牧，只有我回了北京……十年，好长好长呵！”

参加橄榄坝农场抬尸游行的北京河北中学瞿燕清说：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右派，毛主席指示一下达，父亲根本不用学校来动员，主动替子女报名下乡。还打听哪里艰苦就报名去哪里，比工农家庭还积极。

回到家里，父亲一下子搂着我们姐弟三人老泪纵横。父亲说：‘不是我不想留住你们，是不敢哇！爹对不住你们……’

“那一晚，一家人哭成一团，父亲一夜间白了许多头发。黑五类家庭本无出头之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咬咬牙，去了最偏远的云南边疆，姐姐去了山西，小弟去陕北插队。后来小弟永远没能回来，他死于一次意外车祸……“我始终忘不了父亲那双被痛苦折磨的眼睛：惊惧，内疚，悔恨，悲哀……子女下乡不仅不能使他灵魂获得赎罪，反而增添沉重负担。他于一九七一年冬天死于肺病。”

“徐玲先事件”目击者之一，上海知青陈饶萍：

“阿拉（我）莫啥好讲，下乡那年才十五岁，一点点大。谁愿意下乡？莫办法哇。侬要不去，居委会婶婶大娘就天天来做动员，学毛主席语录，工宣队师傅把被盖搬到侬家里办学习班。阿拉父亲是干部，科长，单位就把他关起来住学习班，啥时辰子女下乡啥时辰放回家。侬想想，鸡犬不宁，一家人过啥光景生活？眼看躲不过去，姆妈哭着恳求阿拉：囡囡就去锻炼两年吧，侬爹爹心脏有病，再办学习班就回不来啦。阿拉咬咬牙，就去了云南。

“那些工宣队光骗人，说锻炼两年，阿拉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十年哪，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上海崇明农场中学丛正平：

“阿拉这块是郊区，本身就是农场。一九六七年上山下乡，统统要去外地插队，阿拉有个姐姐，比阿拉大两岁，爹妈不放心，就跟学校工宣队商量，让阿拉顶替姐姐到边疆。男孩子，终归好办些。这样，姐姐照顾到本地农村插队，阿拉到云南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