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知识青年热情高涨，他们自己动手搭茅屋，睡竹床，点煤油灯，喝南瓜汤。他们不仅不觉其苦，反而觉得很浪漫，很自豪。一位女同学在日记中豪迈写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想到我们今天开荒地住草房正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另一位男同学在给家人的信中郑重地寄上一片干枯的树叶，他写道：“……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钱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青年人的真诚。他们的愿望和激情正是因了这真诚才尤其显得神圣，尤其具有某种悲剧意味。

疆锋生产队坐落在哀牢山西麓一条深山沟里，远离场部几十里，山大林密，与世隔绝。知识青年从北京带来一台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有手摇油印机、钢板、蜡纸，办起油印小报《疆锋战斗报》。每天劳动之余，他们顾不上休息吃饭，就围坐在收音机旁，把刚刚收听到的最高指示或者重要新闻记录下来，然后分秒必争地刻印成为号外，连夜赶山路分送到附近生产队和寨子的贫下中农手里。他们还带来一台手摇缝纫机，不是为自己缝补衣服而是专门为贫下中农服务。每逢节假日，他们便组织起宣传队到处演出，用唱歌跳舞的文明形式普及最高指示和样板戏，占领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然而空洞的精神并不能替代人的物质存在，严酷的现实好像一块砧板，生活的重锤很快粉碎了城市学生对理想，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全部看法。

每日拂晓，当启明星还在夜空中眨动诡秘的眼睛，知青们就扛着芟刀、斧子和锄头上山了。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劈山造地，开垦荒山，用实际行动一锄一锄而不是用想象和激情营造橡胶林。由于山大林密，亚热带植物群落好像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挡住去路，因此知识青年必须竭尽全力同杂草、灌木、藤蔓、大树搏斗，一寸一寸扫除障碍，然后才挥动锄头开荒。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劳动，每个人挥动原始农具，凭着体力而不是智慧、思想和科学技术同大自然搏斗。太阳出来了，把亚热带烈日比喻成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太阳能够很快吮干人的汗水，灼伤人的皮肤，消耗人的劳动能量和劳动激情，然后把人类从事的体力劳动变成一种与美丽辞藻格格不入的严酷刑罚。

当太阳升上人们的头顶并烤干地上的露水时，隐藏在亚热带森林中的妖魔鬼怪就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毒虫，野蜂，疟蚊，瘴气，蚂蟥，它们联合起来凶猛地向人类进攻。不断有人中暑，有人因干渴而昏厥，因劳累而虚脱；有人被螫伤，被叮咬，害起忽冷忽热的森林疾病……但是劳动依然进行。因为同大自然斗争不仅在于忍受烈日暴晒和毒虫叮咬，还在于暴晒和叮咬之下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创造劳动成果。

时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至。亚热带暴雨浇得人睁不开眼，山洪无情地席卷刚刚开垦的台地，人们瑟缩着躲在山洞里，眼睁睁看着劳动成果转眼间白白付之东流。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同他们这种收效甚微的原始劳动相比，任何对于劳动的抽象的赞美之辞都显得如同谎言一般虚伪和苍白无力。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指出：劳动的艰巨性决不仅仅在于劳动的强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原始体力劳动的全部严酷性恰恰在于对劳动者心灵和激情的野蛮摧残上。你越拥有文化知识，这种摧残的程度就越剧烈。

公元一九六八年的“北京五十五”开始感受到这种来自心灵的悲观与绝望的痛苦滋味。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由计算机引发的一场科技革命已经席卷地球上许多国家，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蒸汽机革命的漫长发展之后，已经一日千里地跨入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新时代。然而他们还是日复一日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同荒山野岭搏斗，把汗水和豪言壮语白白挥洒在身后这片古老而荒芜的土地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得歪歪倒倒，步履踉跄，每人日平均开荒却不到一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