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睛所见的这幅景象，以及附加的事实，让我有了一种梦中梦的恐惧。这间房就像我最后一次看到的那样；除了在明亮的光线中消失不见的模糊影像，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那么真实。

空床边坐着肯尼迪护士，就像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那样，笔直地坐在床边，手扶在椅子上。她垫了个枕头在她身后，这样她的背就打得直直的，但是她的脖子就像是全身性僵硬症被固定的那样。她竭尽全力纹丝不动。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特殊的表情——没有担忧，没有恐惧，没有任何一个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应有的表情。她睁开的双眼里既没有惊叹也没有丝毫兴趣。她只是个消极的存在，温暖、有呼吸、安宁，但是对她周围的世界毫无意识。被单很凌乱，就像是病人从里面钻了出来而未把被单掀回去。床单上面的一角掉在了地上；它旁边躺着医生从受伤的手腕上解下来的一根绷带。另外几根则散落在房间更远的角落，像是在给我们指引病人所躺的位置。前一晚他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位置几乎完全准确，就在那个大保险箱下。他的左臂仍然搭在保险箱上。但是他看似又受到了新的迫害，有人企图把戴着小钥匙的手镯的那段手臂切成两段。一把沉重的“阔头弯刀”——就是印度廓尔喀人和其他高山部落用过的一种叶子形的刀——从墙上被拿了下来，这明显就是凶器。很显然正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阻止了此次袭击，只有刀尖而非刀刃边缘刺伤了肉。手臂已经被划伤，露出了骨头，血喷涌而出。此外，手臂上之前的那个伤口也被剧烈地撕开，有一道伤口像是随着脉动而不断喷着鲜血。崔罗尼小姐跪在她父亲的旁边，她白色的睡裙被鲜血染红了。房间中央的道警长，穿着T恤、短裤和长袜，正机械地往他的左轮手枪里塞着子弹。他的眼睛很红，眼皮耷拉着，像是半梦半醒，几乎搞不清楚他周围发生的情况。几个仆人，擎着各种各样的灯，在门口围成一圈。

我从椅子上起身走过去的时候，崔罗尼小姐抬起头看着我。她看到我的时候尖叫了一声瘫倒在地上，直直地指向我。我无法忘记此刻我看到的场景，她就像是从血泊里爬起来，光着脚奔跑，白色的裙子上沾满了血污。我想我一定是在做梦，无论崔罗尼先生和肯尼迪护士身上发生了什么——还有影响程度稍浅的道警长——都没有触动我。防毒面具起了些作用，尽管它并没有避开眼前这场悲剧。我现在能够理解了——我能理解——我可怕的面目给眼前发生过的事物更增添了一分神秘。我仍然戴着面具，它遮住了我的嘴巴和鼻子；我的头发被抹到了脑后。我衣冠不整地快步走向前，在那群惊恐的人群和怪异的混合光线中，我一定是有一张异乎寻常的可怕的面容。还好我立刻认识到了这点，避免了另一场灾难；因为那个半梦半醒的、机械地把子弹塞进左轮手枪的侦探正举起他的手枪指着我，我立刻揭下面具朝他大声嚷着并制止住了他的手。这时他依旧表现得很机械；他的精力即使是在有意识的行动下也没能集中。不管怎么说，这场危险算是避过了。奇怪的是，这种惊恐的场景竟是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平息下来。格兰特夫人看见她年轻的女主人只穿着睡衣，赶紧跑去拿了件晨衣过来递给她。这个简单的动作把我们拉回了现实。我们长长舒了口气，大家都像是全身心地陷入了眼前的紧迫事件，即这个伤者手臂上源源不断流出的血水。即使是在考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仍然很开心：因为还会流血就意味着崔罗尼先生还活着。

我们并没有忘记昨晚的教训。在场的不止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紧急事故，几秒钟之后志愿者开始用止血带工作了。一个人被派去叫医生，几个仆人走开了。我们把崔罗尼先生抬到他昨天躺过的那张沙发上，在做完所有我们能为他做的事之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护士。整个骚乱中她纹丝不动；还像之前那样坐着，笔直僵硬，呼吸自然均匀，还带着安宁的笑容。显然在医生到来之前对她做什么都是无用的，因此我们开始思考整个情形。

这时格兰特夫人已经把她的女主人带走并为她换了衣服；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晨衣和拖鞋，手上的血迹也洗干净了。尽管她还在剧烈地颤抖，脸像鬼一样的惨白，但她已经冷静多了。她看向她父亲的手腕时，我举起了止血带，她又环顾了整个房间，视线依次在我们在场的每个人身上逡巡，像是找不到任何安慰。我明白那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可以相信谁，为了安慰她，我说道：“我没事了，我只是睡着了。”她努力克制住自己压低嗓音说：“睡着了！你！我爸爸正在危险中！我以为你在看着他！”她的谴责让我感到一阵刺痛，但我是真的想帮她，所以我说：“是的，只是睡着。我知道这已经很糟了；但是我们周围有一些不仅仅是‘只是’的东西。要不是我预先做好了准备，那么我也会像这个护士一样。”她飞快把视线转到了那个古怪的、像一个上了色的雕塑般笔直坐着的人物身上。她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她恢复了一贯的礼貌：“请原谅！我并不想那么粗鲁。但是我太伤心太害怕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噢，太可怕了！每一分钟我都会感觉有新的麻烦、恐怖和神秘。”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说：“别跟我道歉！我不配。我本来在守卫，但是我却睡着了。我只能说我也不想这样，我试着不睡，但是却不知不觉地被打败了。无论如何，现在已经这样了，无法再重来一次。也许某一天我们会了解所有的真相，但是现在让我们试着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我你还记得什么！”回忆的力量像是刺激了她，她冷静了下来，说：“我正在睡觉，突然被爸爸正处于突如其来的危险这一可怕的感觉惊醒。我跳起来跑去他的房间。几乎是漆黑一片，但是我打开门后，屋内的灯光足以让我看到躺在保险箱下爸爸的睡衣，就像第一个恐怖的夜晚那样。我就想我可能是疯了。”她停下来战栗着。我的视线落在了道警长身上，他仍然在漫无目的地往手枪内塞子弹。想到我的止血带，我冷静地说：“道警长，告诉我们，你对着什么开了枪？”这个警察表现出了他一贯的顺从。环顾了一眼房间里的仆人，他语气极重地开了口，我想这是一个法律官员在陌生人面前惯用的态度：“先生，您难道不认为我们应该打发走这些仆人吗？然后我们可以深入讨论一下这件事。”我点头同意。仆人得到暗示后都退了下去，尽管不情愿，走在最后的一个还是关上了他身后的门。这时警长接着说：“我想我最好把我的印象告诉您，先生，而不是细述我的行为。我把迄今为止我记得的都告诉您。”现在他的言行中有了一种顺从，或许是他从那种笨拙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我半裸着身子去睡觉——就像现在这样，枕头下放了一支左轮手枪。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关了电灯，房间里很黑。我想我听到了一声尖叫；但是不敢确定，因为我像是在过度疲劳后还无数次被召唤的人那般脑袋沉重。和这次的情形不一样。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枪。我把它拿出来，跑上了楼梯平台。然后听到了一种尖叫，更像是求救的声音，我跑进了这间屋子。屋子里很黑，护士旁边的灯已经熄了，唯一的光线是从楼梯平台那边透过开着的门传过来的。崔罗尼小姐跪在她父亲旁边的地板上，尖叫着。我觉得我看到了窗户和我之间有东西在动，因此，没有多想，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我开了枪。它朝着窗户的右边移动开去，因此我又开了一枪。然后您就从那把大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还戴着那个奇怪的东西。在我看来，我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先生，我知道，您可能会因此这样想——我开枪的位置和您处的位置一致。所以当您除下面具时我正要再次开枪。”听到这里我出于职业习惯盘问道：“你说你觉得我就是你开枪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他挠挠头，并没有回答。

“说吧，警长，”我说，“是什么东西，像什么样？”他低低地答道：“我不知道，先生。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但那是什么，或者像什么，我没有任何概念。我想可能是我睡之前一直在想这支手枪，或者到这里的时候我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这我希望您将来也一直记得，先生。”他坚守着这个理由，好像这是他最后的希望。我不想反驳这个男人；相反的，我希望他能和我们站在一边。此外，那个时候我站在阴影里我也有责任，所以我很善解人意地说道：“对极了，警官。你的反应是对的，尽管你处在半睡眠的状态，并同样受到了这种状态的影响——无论是何种影响——让我也睡着了，还将护士弄得僵硬昏迷，但是你并没有停止思考事情。但现在，整个案子又变成了一桩新的谜团，让我看看你站的地方和我坐的位置。我们应该能找到你子弹的痕迹。”对此次行动的期待和他习惯性技能的练习像是让他立刻振作了起来，开始工作的时候完全像是变了个人。我叫格兰特夫人按着止血带，走向他指着的阴影处的位置站定。我无法忽视他头脑的精确性，他向我展示当时他站的位置，以及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指向的那个位置。我起身的那张椅子仍然在原处。然后我叫他用手指着那个位置，因为我想找到他开枪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