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这些任务，我一次都不曾拒绝且若无其事全答应下来，也不曾有过因动作不利落而遭到狗官（同志们这样称呼警察）怀疑审问的失败经验。我笑着自娱娱人，正确出色地完成他们口中的危险工作（这些组织运动的伙伴们，像要做一番大事般地紧张，还笨拙地模仿侦探小说，保持高度警戒，拜托我的工作也是无聊到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大力地支持着这些活动）。当时，我心想就算成为党员而被逮捕、终身都要在牢狱中度过也无所谓。我甚至认为，比起恐惧着人世间的“实际生活”而每夜在无眠的地狱中呻吟，还不如在铁牢里生活比较快乐呢！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院来来去去，就算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是三四天才会见上一面。对父亲的恐惧与害怕，让我尽管心里再怎么思索着要离开家，搬到外头住，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正当此际，我从别院帮佣的老先生那儿得知父亲打算将这栋宅第变卖的消息。

虽说是因父亲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等等理由，父亲看来也没有继续参选的意愿，加上在故乡已盖了个隐居之地，似乎对东京没什么留恋处，再说，不知道是不是父亲觉得，若只是为了高中生的我而徒留宅第与仆役很浪费（我对父亲的心思，就像对世上其他人一样，老觉得摸不透）。

总之，这栋房子不久后就要转手他人，我则搬到位于本乡森川町一个名叫仙游馆陈旧宿舍里的阴暗房间，没多久便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况。

之前，父亲每个月都会给我定额的零用钱，就算两三天花光了，家中的香烟、酒、奶酪、水果总是不缺，而且书本、文具，还有衣服什么的，全都可以向附近的店家用所谓“赊账”的方式求得，就算请堀木吃荞麦面或是炸虾饭之类，若是到镇内有父亲做后台的店里，我可以拍拍屁股就走都没关系。

但是现在一下子搬到外头一个人住，就算想做些什么，都变得一定得配合每个月固定寄来的生活费量入为出才行，这让我慌了手脚。寄来的钱，仍是两三天就挥霍殆尽了。我害怕、担心到几乎发狂。

父亲、大哥、姐姐，我轮流地向他们三人不断地拍电报请他们寄钱来，并寄上报告近况的书信（信里所写的全是虚构的爆笑内容，我当时觉得要拜托他人前得先讨对方欢心才是上策），另一方面经由堀木的调教，我开始一个劲地上当铺，尽管如此，还是老觉得手头紧。

终究，我无法在没有任何亲友帮助下独自在宿舍过活。当我独自一人在房里动也不动时，便有种悚然要被谁所袭击的感觉。出门上街时，不是帮忙例行的组织运动，就是跑去和堀木一起畅饮廉价酒，我几乎没去上学，连学画这档事都放弃了。

进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和年岁比我大的有夫之妇一起殉情，这件事使得我的人生从此有了极大转变。

即使逃课，连书都没念，但奇怪的是我对考试作答一事却颇得要领，因此就算再怎么荒唐，也都还瞒得住故乡的双亲。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听说学校秘密地向故乡的父亲报告我旷课日数过多一事，于是大哥代表父亲寄给我一份内文严厉的长信。然而，比起这一点，最直接让我感到痛苦的，却是金钱上的匮乏，以及例行组织运动的工作已变得激烈，忙碌到无法再以半玩票的心情看待。不知算是中央地区还是某某地区，总之，我已成为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附近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行动队队长。我听闻武装暴动而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起，那小刀连用来削铅笔都不行，中看不中用！），并把它放进雨衣的口袋里，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