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像美国国会之后声称的那样，斯科特、德米特里克和帕克斯顿确实是共产党宣传员，那么，必定是制片厂逼迫他们对无产阶级做出相对保守的描写。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和好莱坞的传统观念可能影响了《交叉火网》中结尾的处理。在斯科特剧本的终稿里，蒙蒂试图沿着一条黑暗的小巷逃跑，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军警设法尾随而至，“慢慢地嚼着口香糖，面无表情”，将他击毙。在公映的电影中，芬利大队长从警察局的窗口射死了蒙蒂。这个结尾是由沙里和德米特里克临时想出来的，122为了避免沙里所说的对蒙蒂的“纳粹党突击队员”（storm trooper）式攻击。帕克斯顿告诉电影学者基思·凯利（Keith Kelly）和克雷·斯坦曼（Clay Steinman），电影的结尾“拙劣得令人瞠目，趣味恶俗，并且枪法虚假”，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习惯表达方式来说，这类情节剧必须结束于战斗”。（126）不管目的何在，这种改动造成了至少两个意识形态问题：其一，它把一个新政侦探变为一种牛仔式的人物；其二，它削减了电影悲悯的理性，使蒙蒂看上去像一只在迷宫中无助的老鼠，被一个高处的全知权威处死。部分地由于这个结束段落，《交叉火网》卡夫卡式的场面调度盖过了电影里社会信息所传递的有保留的乐观主义。事实上，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与《蓝色大丽花》的相似：两个不搭调的战友，基利和勒罗伊，一起离开（这次是去喝咖啡），但街道看上去仍笼罩在肃杀的阴影中。

有必要强调的是，结束镜头中的黑暗城市意在唤起社会性而非形而上的焦虑。《交叉火网》杀青时，罗斯福已经去世两年；本片不仅是对焦虑感或异化感的表达，更是此时已经四面楚歌的美国左派的党派声明，他们以特别黑暗的观点看待杜鲁门政府与共和党反对派。电影发行一个月后，约翰·帕克斯顿在《洛杉矶每日新闻》(Los Angeles Daily News)的嘉宾专栏中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讨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他说，拍《交叉火网》这样的电影是希望“已习惯于战争现实的观众们能奋起反对那些陈旧的闪光童话”（1947年8月27日）。也许，《交叉火网》仍然包含了一些旧童话，但帕克斯顿和他的合作者们并没有展现一个“闪光”的世界。虽然《交叉火网》对审查制度做出了诸多妥协和让步，但它还是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它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而也许出乎最初意料的是，它赢得了相当可观的票房。斯科特、德米特里克、帕克斯顿和罗伯特·赖恩、格洛丽亚·格雷厄姆都得到了奥斯卡的提名，而多尔·沙里则在戛纳电影节上得了一个专为“社会剧”设置的特别奖项。

在审查员和制片厂对《交叉火网》做出修改使它能够发行并得奖之后，社会科学家们则开始度量它对观众的影响。［25］然而，就在那时，HUAC也在放映这部电影，并在臭名昭著的1947年好莱坞共产主义调查中被提及。紧随评论和商业的巨大成功的是，123阿德里安·斯科特和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双双上了“好莱坞十君子”Hollywood Ten：1947年11月24日，十位编剧和导演因拒绝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作证而被控藐视国会，遭到拘捕。——译注的名单，最终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被监禁。更糟的是，他们与其他的“十君子”成员都遭到了他们老板的反戈一击。1947年，那些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包括多尔·沙里）联合签署了《沃尔多夫公告》（“Waldorf Statement”），宣称像斯科特和德米特里克这样的人“伤害了他们的雇主”，并且已经“削弱了他们对这个产业的作用”。(Schwartz, 279)美国文化的政治平衡将要转变，并让那个在罗斯福时期兴盛的表现主义戏剧、流行情节剧和左翼政治的混合体走到尽头。《交叉火网》当然不是最后，甚至也不是最好的社会问题电影，但它标志了美国历史中一个独特阶段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