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楼幢幢倒去，文添银却说，最初的恐惧感已不存在，“本来我就是孤独的了。”2010年11月16日，她举一把长刀闯入拆迁工地——一周前，与她紧邻的最后一栋三层楼轰然倒下，外姓业主拿到补偿后离去，施工不慎影响到了孤楼的水电——她坐在挖掘机前不离去，终让水电于下午修复。

1993年，32岁的文添银凑齐百余万元，从打工14年的香港回到岗厦，找来工程队，用半年时间修成了10层红楼，用2个月时间完成装修。

2006年，福田区政府、岗厦股份有限公司、金地集团签订框架协议，文添银也于同年结束香港打工生涯，回到岗厦守住测绘面积893.26平米的小楼。

在村口，文贵琦仍在坚守。旧改前，整楼每月收租5万到7万元，按文贵琦的说法，如今每月租金仅数千元，“还不够我一个人花。”1992年，他拿出在港打工的积蓄，建起了这栋5层建筑，面积1280.3平方米，“我的楼在村口，一个一楼铺位都要比里边的整栋房子值钱啦。同台吃饭，各自吃粮。我一定支持岗厦发展，只要补偿标准相对楼的位置来说稍微公平点，我马上签。”

在胡卫明看来，这样的想法颇具代表性，“我们知道，想要很顺利地谈判成功，前提就是放水，这点钱对我们项目不是大问题，但它违反了最基本的公平规则。我们不可能这么做，也不允许这么去做。”

但文添银不认为这一特殊要求会引致不公，“已经签约的人自己放弃了权利，不存在公不公平的问题。”

1983年，文贵琦在香港元朗的一处房产遭遇改造，他至今仍认为，当时邻城的经验对深圳有借鉴价值。

“整个过程非常公开、透明，事先大家一起坐下来商议具体的补偿标准，立法会委员、群众的意见都综合进去，出一张表格，上面标明房屋是两千多一平米，绿苗每株多少钱，有几口井、养了些什么，具体怎么赔偿，一套计算方法很公平。”文贵琦回忆说，公布标准后也有足够的宽限期，“况且给的钱不用那么多也能买到其他地方的房子。”

姚先生总结说，拆迁事涉敏感，每走一步都应监督走过的路是否合法，让土地使用价值得到最大限度体现。而在他看来，更希望由岗厦村民自主渐进式开发——拆除集体物业后，筹措资金建小批商品房，出售回笼款项后再做进一步开发。

这些构想在眼下拆到一半的岗厦难以实现，姚先生更关注现实的进展。在国土部门裁定行政强拆后不久，他和部分未签约业主已将其告上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