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家中有很高文化造诣的人也为数不少。清代吴门温病大家薛雪（1681—1770年）就十分突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长洲（苏州）吴县人，与叶桂（天士）齐名，同是清代吴门名医，至今影响卓著。他曾选辑《内经》傅青主（山）草书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后来门人弟子又辑成《扫叶庄医案》和《薛生白医案》。薛雪所著诗文甚富，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等。他擅画兰草，广交游，享誉吴门，可惜很少有作品传世。曾见罗两峰（聘）《饭鬼图》，画幅上下左右有四家题跋，分别为蒋士铨、赵怀玉、吴锡麒、薛雪，皆是时居吴门的名士，可谓珠联璧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与三位医家的往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薛雪之外，尚有赵藜村和徐大椿（灵胎）两位，赵藜村曾以白虎汤一剂治好了袁枚的阳明暑虐，因此袁有“活我自知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之诗句，后来赵也有诗回赠曰：“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袁枚也很推崇徐大椿的诗作“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以为佳句。可见当时医家文化素养之深。

以书目文献学、佛学和古钱币收藏著名的丁福保同时又是一位医生。青年时代曾受业于王先谦，读《尔雅》、《说文》、《水经注》、《汉学师承》等。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赴试却未能考取，而且正是在此期间，其父患肺病去世，于是他抱恨终生，从此不再举业。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任生理卫生教习，两年之后辞职南返，悬壶为业，其后又在端方的举荐下，赴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进修。从此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中西医研究会，提倡中医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悬壶行医垂三十年。丁福保是大有慧根的人，他初读《释氏语录》，既为佛学所感染，后又结识精通佛学的居士杨仁山，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皈依佛门，戒荤茹素。行医之余，刊印、编写了大量佛学书籍，最著名的是《丁氏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五十年代末，他的学生周云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先君同事，那时他正为丁福保整理《四部总录》的“医学编”和“算学编”等。丁氏还精通文字训诂学和古钱币的收藏鉴赏，他编辑的《古钱大辞典》至今都是收藏鉴赏古钱币的重要著作。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儒医”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菊花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下海”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