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意外的尝试

《南国再见，南国》完了就是《海上花》，《海上花》是个意外。意外就是我本来是要拍郑成功的，跟日本的平户氏合作，他们要开发一个剧本，所谓的郑成功传。因为郑成功在日本出生，长大到7岁，他父亲郑芝龙才把他带回国内。因为他们想开发观光，所以他们议会通过讨论，找我去拍。我说你们可以先开发剧本，我先帮你们开发剧本，你们再来找资金。开发剧本的钱并不多，他们可以应付，资金就找电影制作公司就可以了。郑成功不到20岁被他父亲送去南京太学，以前的文人喜欢在青楼这种地方相聚，喝酒啊……秦淮河嘛。我想一定会有这种情景，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青楼的背景，于是就看了《海上花》。《海上花》描写的是19世纪末的上海，叫《海上花列传》，是张爱玲翻译，本来是用苏州话写的，张爱玲翻译这个小说翻了10年。我一看这个小说简直是爱到不行，临时就转弯了，决定先拍这个。不管郑成功不郑成功了。但难度其实很高，也有客观条件。拍电影要搭台子，所谓搭台子就是在一个新的地方搭一个台子，在台子上才知道眼前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不见得是地方的意思，因为你随时都要——譬如拍《海上花》，马上要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正好美术是从美国回来的，他跟我合作了《好男好女》和《南国再见，南国》，我感觉他有一套，非常清楚，所以我才敢动手拍，不然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候1996年在上海，找到石库门，本来想用实景拍摄，但后来发现整理太费事。于是后来买了两货柜的古董、家具，运回台湾就拍，全部内景拍摄。因为那个小说写得太厉害了，所以剧本我只要截取就可以。那对白千锤百炼，真是厉害到不行。我只要挑适合的演员，然后具体做就好了。其实早在开拍前一两个月就确定了演员，给他们剧本，要他们练习。除了不会讲上海话的要练之外，像李嘉欣，她妈妈是上海人，所以她有的学，同她对词的又是潘迪华，她的上海话非常好，一个月前她们就常常对。然后还要学抽水烟，水烟是用纸吹，一般人不会使用纸吹的话就比较难，是用草纸卷的，中间有个孔，然后把它点着，一吹它就熄了，但是熄了还会有一个火苗在那里，一吹就又着了。这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事前练习几次其实很快就可以学会。水烟要加烟丝，要抽，都比较容易点，但是吹比较难。我记得给李嘉欣的是一个古董，外面有一层皮套，雕刻、镂空的皮套，是铜的。其实我帮她清得都很干净了，用滚水烫过，但她还不放心，她把整个水烟壶丢在滚水里面煮。结果皮煮烂了，她也不敢讲，便一直没有试，如果试过她会演得更好。其实那时候我香港的很多朋友都不相信她会演，但我跟她吃一次饭我就知道绝对就是她。这种阅历是另外一块，基本上就是你怎么看人，不管是非职业演员还是演员都一样，你怎么看她能够演。其实这件事情，对导演来讲比剧本还重要。导演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剧本，不能依赖别人的剧本。拍《海上花》，我会叫他们之前练习好。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怎么恢复19世纪末青楼的那种氛围——那种气氛谁也没见过。查资料可以查到些细节，但如何让那个味道出来？我把这些演员找好，让他们练习好，就开始拍了。

我的能力在观察和选择上面

我用的方式其实就是我通常都不rehearsal（排练），没有试戏，也没有前面的像国内导演那样让演员去体验生活。我感觉我的能力是在观察和选择上面，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人——这个人没演过，这都是我的一个累积，很难讲明白。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表演没有什么一贯的，哭一定要哭成那个样子，讲话生气在早期的片子一定会“你！”这个样子。但何以这样？我并不太懂。可能有些人这样，然后大家都在学。这是自私的。我从开始拍电影时，就把这个规矩打破了，一直到现在，一开始当副导演的时候就已经不去理会这些东西了。所以，譬如我在拍日本演员那组的时候，就是梁朝伟那一组，共五场戏，我从第一场开始拍，每天拍一场，固定的。一般我在中午到现场，我拍电影一直有一个习惯，我会把现场擦得干干净净的，别人都知道，不会来帮忙。因为我是自己在那边要沉浸下来，脑子会灵活。然后每天从第一场开始拍，一天只拍一场戏，拍个五六条、七八条的样子，一个镜头到底。第一天拍完这一场，第二天再第二场、第三场，照次序下去。拍完再重新来一次，底片是如此用的。梁朝伟他们那一组最少拍了三次，有的还拍到第四次。当我拍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会发现那些演员已经有一种味道了。我并不是一场接一场一直拍下去，直到拍到满意为止。不是，而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完了之后再回头重拍。这样做下来我发现他们已经有一种调子了，所谓的生活的情调，青楼的氛围渐渐出来了。每个人都开始进入状态，就会有一种密度，一种质感。其实李嘉欣他们那段反而是拍的次数最少的。刘嘉玲，有次碰到她，她说听说你说我很懒。其实她没听懂我的意思，并不是她懒，而是她太聪明，不去练习，因为她会讲上海话、这样苏州话，她干吗要练习呢。还有一个，她太小看那个纸吹了，她是射手座，射手座反应很快，而且是火相星座，在现场拍戏她的反应是很快的，非常厉害的，她有这方面的自信和能力，所以她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练习，花时间练习对她来说是很烦的。而处女座正好相反，会不停地练习，把所有的细节都弄清楚、准备好，这是处女座的做法。本来现在那个日本演员演的角色我找的是张曼玉，她一听讲上海话就“不！”，跑回去不演了。可惜。因为我会根据演员调整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这样了。梁朝伟说上海话，练了几次之后打电话跟我说：“不行，做不到啊。”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紧张，我会有一部分用广东话，因为我把他那个角色的背景设计为广东去上海的买办。与他常常在一起叫洪善卿的那个角色，我找的是个唱戏的。本来是上海的，后来到台湾，在香港也待过。因此他广东话、上海话都是一流的。在剧中是个生意人，跟着他（梁朝伟），因此这样就可以讲一部分广东话了。然后我设计那个日本演员的角色，基本上她也是会讲广东话的，是后来去上海的。这个你们看过《今生今世》的话，胡兰成里面有个角色，吴四保的太太畲爱珍，畲爱珍是上海过去的。其实上海那时候有很多广东过去的人。我就用这种细节改变他们的背景，然后在语言上就会有一个空间出来，使演员表演比较容易。为什么选择上海话？因为上海话可以造成距离。假使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高捷，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来讲普通话的话，会发生一个状态就是——南腔北调，一演大家就开始笑了。香港人看了就笑，他可能是笑他自己，他看这些香港演员讲的这些怪腔怪调的普通话，那电影就没得看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如果用上海话的话，除了上海人听得懂之外，其他人是听不懂的。因为听不懂，便会产生一种距离感，并且观众的注意力也会转移到看那些细节，而不会受偶尔的语言错误的影响。比如你们在香港看电影，广东话讲错，你们是会很敏感的。就像我们看台湾片一样，台湾话讲错了我们也一样很敏感的。感觉就是根本就不对，不像，哪里有人这样讲的。那么观众就会受干扰。所以这就是我要用上海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