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傍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吹鼓手”，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是有名的美男子，生平除了革命，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李大钊影响，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人人奢谈主义，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威力已相当惊人。李大钊率先喊出了“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激烈口号，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